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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的角度评议太平天国的军事成就与经验

  摘要:为研究太平天国军事发展史,主要参考了《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等有关资料,运用比较分析法和文献解析法,分析了太平军在军事上取得成就的原因以及其在战争结果上最终失败的原因和其在军事制度上的创新等问题。经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之长与涉及范围之广,对中国农民战争影响巨大。太平军重视在军事制度方面的建设,创立了战场考勤制度和先进的兵制;在武器装备方面,重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但没有统一的制式武器,是太平军在军事上的一大短板;在后勤补给方面虽然补给困难,但圣库制度一定程度上为战争提供了保障;其拥有大批的优秀将领也是太平军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由于太平军内部的腐化堕落,没有及时处理军队内部出现的问题,以及湘军的镇压,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灭亡。

  关键词:湘军;兵制;武器装备;战术战略;后勤补给

  前言

  (1)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不乏研究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后勤补给、战略战术者。但是其未能将这些关乎战争成败的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为什么在太平军起义前期凭借少量的人员和落后的武器装备可以取得胜利?因为在前期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是军纪废弛的绿营,太平军的士气和高效的指挥系统弥补了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为什么到了与军队数量并不占优的湘军交手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湘军军纪严明、拥有强大的补给能力、在对长江的控制权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太平军领导层已经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军队的控制力减弱,大量的扩编并没有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相反不重视思想上的改造反而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正确的看待太平军所取得的军事成就,不能一味的贬低也不能一味的拔高,要保持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太平军的失败是历史的事实,其中包含着血的教训,太平军的失败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影响深远,其中包含的教训也不言而喻。我们不能因为太平军的失败而贬低它,太平军可以席卷十七省、历时十四年也绝非偶然。

  (2)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自1949年以来对于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关于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也不断细化,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如: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苏双碧的《北伐风云》、茅家琦的《太平天国通史》以及大量的关于太平天国军事史的学术论文。他们把太平天国研究的十分细致,在微观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有些微观研究和宏观把握上也留有空白和不足之处。本文将采用宏微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太平天军事史,进而弥补前人研究上的不足,从宏观上分析太平军失败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太平天国军事史的发展。

  (3)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解析法,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主要研究太平军的兵制、武器装备、兵种、战略战术、后勤补给、军事素质等方面,与同一时期的主要对手湘军进行比较,分析其得与失,从而总结太平军在军事上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第一章太平军与湘军军力比较

  1.1兵制比较

  在太平军起义之初,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就设立了各种官职来筹办军需,同时秀全严申纪律,颁布军律5条:“一尊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范: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1](p31)。”从这五条军令来看,太平军建立初期就具有严明的军纪,绝非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乌合之众,具有严格的行为规范,这也是太平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可以称得上是一只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别男行女行是在太平军金田团营的时候就提出的,到了后来便改组成男营和女营。直到1853年定都天京后,建立了女军四十军。女军的编制与男军的编制有所差异。每军设军帅一人,其上有监军、总制以下无师帅、旅帅,直接管辖卒长二十五人,一个卒长统领四个营长,营长共有100人,女兵2500人,一个军帅共统领官兵2625人。女军的创立可谓是太平军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少有的,女军主要从事一些战备劳动,为战争提供后勤保障。第三条秋毫莫范更是体现了洪秀全对建立根据地的思考,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推翻满清的腐败统治仅仅依靠自己手中有限的太平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要依靠广大受压迫的穷苦大众,这也是后来太平军之所以能发展到建立农民政权的原因。只有团结大多数被压迫的阶级,才有可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少数人的独裁统治;秋毫莫范也是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有利于吸引更多受压迫的阶级加入太平军。这里不仅体现了洪秀全对于太平军未来的军事思考,还体现了他重新建立社会制度的思考。

  太平军在早期赏罚制度分明,从而严肃了军纪。洪秀全早早已经认识到了“不患贫,患不公”的重要性,太平军此时已经对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进行考勤。“今诏令各军,每场杀妖后,各两司马立即记录自己管下兵某名,头顶遵令向前,则书圆圈,以记其功。名头顶逆令退缩,则书交叉以记其罪[1](p34)。”这种制度可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激发士兵作战的积极性,体现了太平军军事集团对于军队制度建设的重视。

  太平军简单高效的军事制度使清军的围剿一次又一次的被粉碎,太平军的统兵制度是以军为单位的,每一军长统领五个师帅,军长后改称为军帅,师帅下辖五个旅帅,旅帅统领五个营长,营长管理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统领五个伍长,伍长统领四个伍卒,一个军级单位一般共有一万三千多人。实际上往往不足此数,起义之初,全军不足2万人,在向永安进军之前,却编立10军[2](p11)。太平军的营制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种营制实现了各作战单位的统一领导。第二、太平军营制体现了垂直管理层层负责的管理思路。这种管理制度使军事行动更高效军事组织更严密,使军队更具有作战能力。第三、这种军事管理制度与现代军事管理较为相似,可以说太平军的军事制度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第四,太平军的这种做法有效地迷惑了敌人,也壮大了他们的声势,有利于吸引其他武装加入从而解决兵源问题,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湘军的创建起源于曾国藩奉旨到湖南帮办团练,而他也看到了团练的种种弊端。在派遣宋梦兰去皖南督办团练时就曾说:“伏查团练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县官徙借以敛费,局绅亦从而分肥,贼至则先行溃逃,则退则重加苛派,转为地方之弊政[3](p44)。”他在分析了团练和绿营的不足之后,在长沙创建了湘军。随着湘军的诞生之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也开始着手创建了另一支新军即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两军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两支队伍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从历史渊源上来讲,淮军是由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所创立的,便有了“淮由湘生”之说。淮军的建立是曾国藩在战略方面的考量,在第二章中将会有详细的陈述,此处不再赘述。

  湘军的创立与明代戚继光所创立的私军制度极为相似,两者在组织形式和人员构成上存在广泛的联系。湘军尤其注重制度建设且与绿营等正规部队所不同。湘军招募,有三大规条:一、统兵必亲自招募,不假于人;二、严定选兵标准;三、必在湖南原籍招募,取具保结[3](p133)。湘军的招募极为严格保证了军队的质量和作战能力,统兵方式与绿营大不同,克服了许多绿营兵制的弊端;在选兵标准上也精益求精使之成为清政府唯一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他主要选拔来自山里的普通农民而避免了曾国藩所深恶痛绝的“绿营习气”。“绿营习气”是指绿营军队之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作风和习惯,即吸食鸦片、开设赌场、冒领饷银偷懒耍滑等等不良嗜好。绿营的的腐化导致作战能力大大降低,甚至皇帝亲临检阅的军队在万目睽睽之下还有“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笑话[4]。在湖南创立湘军,招募湖南籍兵勇招募难度较低且有利于互相沟通和进行人事管理。取具保结完善了士兵的个人身份信息方便稽查。

  湘军在营制上沿袭了戚家军的束伍法的传统来编练军队。湘军以营为单位,每一营设一营官统领;营下设四个哨和一个营官亲兵,四个哨分为前后左右哨,分别设哨官一员和哨长一名进行统领;每哨下设八队,每队什长一名,伙勇一名,其抬枪队正勇十二名,其刀矛小队正勇十名;营官亲兵下辖六队,每队什长一名,伙勇一名,亲兵十名。湘军的营制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个中国军队的编制发展史来看,这种编排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进步性不在于层层分割的编制,而在于军队中最基本单位“队”的编成。此时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时代,这种编制可以适用于所有兵器的使用,能够充分发挥长短兵器及冷热兵器的效能,有效的提升了部队的作战能力。第二、曾国藩虽然是湘军的最高领导,但是每一营是相对独立的。在作战方面可以随机应变,可以有效的应对战时的突发状况。第三、其编制严谨,上下级之间主要以地缘和血缘相维持,便于统一指挥。

  与湘军相比太平军的营制更具进步性,从军队的编制来讲其每一级都遵循“五五制”,这说明他们更加注重团队之间的配合,有掩护、有主攻、有防御、有支援。这种作战方式更加灵活,尤其在地形复杂的南方地区,部队的机动性更强。从湘军的营制来看,他们仍在使用密集阵型,分设前后左右哨,这种阵型显然是符合曾国藩“攻势防御”的战术,但是灵活性不足。极易被敌人切断补给线而歼灭,例如在1858年的三河大捷,湘军的李续宾部因孤军深入被太平军李秀成和陈玉成切断补给线所歼灭。

  1.2武器装备与兵种比较

  (1)湘军与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比较

  太平军在早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以刀、矛、叉为主要武器,其中还夹杂着不少的农器。李星沅在奏报中写道“该匪纷持枪炮,约分九股迎敌,势甚其猖獗[5]。”由此看出太平军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火器,其中包括抬鸟枪、抬枪、抬炮、地雷。可能由于广西在清末时械斗严重,民间私藏之枪炮被运用到起义中来的,其来源不可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太平军早期武器装备落后于清军,其火器和弹药也十分匮乏。在永安时,由于火药短缺的缘故,太平军不再随便放炮,放炮时必求精准。因此作战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由主攻转变为主守。由于太平军与清军在武器装备上差距较大,但太平军屡次取得胜利。姚莹通过观察比较分析双方情况而得出结论“窃谓人心齐、地理熟,胆气壮,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兵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之我所长,而贼之所短也[2](p53)。”

  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成功后,开始向北进军桂林。在进攻桂林的战役中,我们首次看到了太平军自制的攻城装备吕公车。其车用大竹制成,装以四轮,可以推行,中贮火器,外设板障,上放云梯,高与城齐,能载数十人从平面攻城[2](p78)。这种吕公车与我国古代的吕公车在设计原理上具有相似之处,它将进攻、防御、人员运输等功能集为一身;云梯可攻城,板障可以抵御敌人的枪炮,吕公车还可载数十人。太平军的吕公车的进步之处在于防御功能增强,原因在于太平天国处于一个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古代的吕公车以皮革作为防御材料,来防御弓箭和长矛的刺杀;而太平军要考虑的是来抵御敌人的枪炮,由于当时武器装备比较落后,所使用的枪械和弹药主要是铅弹和火药,所以其穿透力并不强,这种新型吕公车采用竹料可以抵御一部分攻击。太平军的吕公车在攻城重中作用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它的制作材料大部分采用竹制而不是铁制,其自身的防御性大大减弱。清军在桂林保卫战中,采用火烧和炮击来对付,使吕公车的进攻性减弱,所以太平军在以后的攻城中运用地雷。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也体现了农民阶级就地取材、与时俱进的智慧。

  太平军从广西突围成功后进而发展到湖南、湖北等地。在攻陷岳州城后,贼留岳州四日,郡城旧存叛藩吴三桂军械炮位,尽为贼得,复夺民舟五千余,遂东下[6](p11)。其军事装备得到了提升,弹药和武器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并夺取了数量可观的船只,使太平军拥有了水上航行的能力,为日后进军湖北夺取武昌奠定了基础。在攻陷武昌后,通过缴获和征用获得了大量军事物资和人员装备。是时所俘男妇约五十万人,船约万余只,资粮军火财帛与妇稚尽置舟中[6](p13)。武昌的胜利对于太平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物资和军火而且为其获得了兵员补充,为定都天京做了充足的军事准备。这时太平军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与清军可说是旗鼓相当。

  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天京保卫战中,清军前后夹击,立破贼垒三座,毙贼千余名,夺获三千斤及数百斤大炮十二尊、抬鸟枪二百余杆、旗械无数[6](p15)。从清军缴获的武器来看,太平军由刀矛已经更新和装备了大量的枪支和大炮,其中还包括千斤重的重炮。同时由于其信仰上帝教,得了了部分传教士的同情。从1853年到1860年,太平军通过传教士和洋商进行军火贸易,获得了不少的西式洋枪炮。李秀成在给戈登的书信中说:“此时你处如有枪炮洋货,仍旧照常来此交易[1](p325)。”说明太平军与洋人的在军火交易中已经常态化,其武器装备且慢慢优于清军。1862年在进攻青浦的战斗中,太平军俘获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F.Forrest),后以军火交换释放[7]。太平军通过缴获、军火贸易、交换装备了大量的西式装备。其中包括火绳枪、滑膛步枪、手枪、左轮枪和来复枪。李秀成作为太平军的青年军官代表,尤其重视火器,同时引进外国军工技术人员改造就是枪炮和修理枪炮。1862年,曾国藩在与其交战中也承认太平军武器装备十分先进。1862年,随着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淮军,他同样重视西式武器的装备,战争的天平开始了逆转。

  从湘军的营制来看,湘军在创立之初太平军武器装备其与差异并不明显。曾国藩采用混编的方法,将冷热兵器相结合可以有效的应对一拥而上的太平军。每一营分别设有刀矛队、抬枪队、小枪队、劈山炮队。在作战中,作为远程射击武器的抬枪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抬枪是一种就是火绳枪,其不仅重量很大,而且射击精度很差。在行军中需要2至5人抬行,在发射时,需要将其固定在发射架上,然后装填火药和铅弹进行发射,射程达到千米。由于发射时后坐力非常大,射击者往往会被击倒,所以在装药时士兵们会减少装药量。太平军的流动性作战,为湘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使湘军只能依靠城墙进行防守作战。由此可见,湘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和太平军应该处于同一水平。

  在洋人尚未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明确立场时,太平军从洋人手中购买了大量的西式枪炮,而湘军的武器装备显然落后于太平军。太平军的流动性作战,为湘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使湘军只能依靠城墙进行防守作战。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认识到西式洋枪炮的威力,洋人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也逐渐明朗,由中立转向扶持,随即派遣李鸿章到上海建立淮军。到达上海后,淮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约从1862年秋起,首先由程学启部开始,淮军各营陆续将原有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一律改为洋枪队,每哨另添劈山炮二队[8]。随着淮军的壮大的同时,在太平军西北的湘军也装备了大量的火器,曾国藩通过购买置办了一些洋枪、炮,并且在南昌、安庆等地创办了军械所。

  太平军与湘军的武器装备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主要由于在后期,太平军由于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且枪炮种类繁多,弹药补给困难,成为其失败的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湘军创立了一些军火加工企业,可以为湘军的作战提供比较充足的弹药进行补给,使湘军处于不败之地。

  (2)太平军与湘军的兵种比较

  太平军在创立之初以陆营为主,后在陆营的基础上创立了土营。土营是一种类似与现在的工程兵部队,在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时,得采煤山夫千余人,仿鳌翻法,立土营师帅,穴地攻城[6](p10)。土营主要负责阵地堡垒要塞的修筑工作和爆破工作,他们穴地攻城,将城墙地下挖空,然后装入炸药进行爆破。土营建立初期,仅设指挥一人。后来,由于在进攻长沙和南昌时战功卓著,扩建为两军,与陆营编制基本相同。

  太平军的水师十分落后,与湘军不可相提并论,甚至不及高度腐败的绿营。初建时设立五军,与陆营营制基本相同。太平军的水师存在很大缺陷,太平军没有建立起适合水师作战的营制;水师隶属于陆军,军帅有统兵之权无作战指挥之权;武器装备落后,只做简单的转运人员粮草和维护航运的任务;水师组织松散,无明确分工,甚至军民不分。这样的水师,往往在作战时只能被动的挨打,也造成了太平天国来自长江的威胁越来越大。太平天国直至灭亡,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水师。

  与太平军相比湘军尤其重视兵种的分类,使各兵种协同作战。湘军除了陆军之外还有水师和马队,湘军尤其重视水师的建设及武器装备的更新。相对于马队来讲,曾国藩最精锐的部队应当是水师,马队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捻军。但是其成效并不大,他曾对李鸿章说:“需从马队痛下功夫[3](p98)。”由此可知,湘军的马队对于镇压太平军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

  湘军的水师是太平军的最大威胁,由于太平军水师过于落后,所以常常被动挨打。从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就非常重视水师建设。1853年,曾国藩在衡州造船,仿制端午龙舟作为战船。后来在守备成名标和褚汝航的告知下,曾国藩才开始在湘潭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湘军水师在武器装备方面配备了大量的洋炮,就连曾国藩本人也承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3](p27)。”湘军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重视,还重视总结失败的教训。研究了一套适合水师作战的战法,使太平天国不得不应对这个来自长江上游的巨大威胁。湘军水师战术分为三种结营、行军、接仗,曾国藩的通过总结失败教训懂得了战争必须首先学会怎样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去消灭敌人。在作战中,装备的损坏是在所难免的,湘军水师超强的补给能力是太平军所不能相比的,曾国藩创立的船厂为水师提供了可靠的补给,使湘军在大败时可以迅速恢复战斗力。湘军水师在夺取长江和包围安庆等战役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廷论功,首推曾国藩创立湘军水师[3](p180)。

  与湘军其他兵种相比,两者差距并不明显。然而太平军的水师成为其最大的软肋,事实证明长江对于太平军是至关重要,然而湘军的水师就像悬在太平军头上的利剑。首先湘军水师的武器是优于太平军的;其次湘军水师分工明确,而太平军只船无军民之分,作战没有组织;最后,湘军水师指挥作战自成一体且训练有素,而太平军水师多数是渔民和纤夫,其水师首领唐正财只懂得行船、架桥、运输,不懂得行船布阵,造成了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被动。

  1.3太平军与湘军人员军事素质比较

  在战争中,士兵的军事素质是战争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尤其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军事素质甚至左右着整个战局的结局。士兵作为构成军队的最小的单位,其军事素质必然影响着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所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士兵的军事素质。

  在太平军起义之初时,其兵源主要是农民、矿工、手工业者、无业的人等等。大部分起义军来自广西的桂平、陆川、白博、武宣、平南、象州、贵县、郁林以及广东化州等地。此时的太平军大多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日聚日多[9]。他们身体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洪秀全从信仰、组织、纪律各个方面来改造他们,使太平军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贫苦朴实的农民成为了起义军中的骨干。官村一战,是太平军东出途中的重要战役,不仅获得了大量军实,而且击溃了敌军主力,才能顺利占领永安[2](p39)。凭借着良好的军事素质,太平军得以冲出广西,横扫两湖,其实力不断增强,人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太平军在进入湖南后实力大增,在彬州吸收了民众和天地会党人有两三万,又吸收了数千名挖煤矿工,其在湖南约增员5万人。这对于太平天国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为攻克南京,保卫天京和北伐西征奠定了基础。

  但随着战争的不断继续,由于其流动性作战,兵员的补充没有可靠的兵源地,太平军吸收的人员越来越多,其成分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定都天京后,其构成不仅有农民、矿工、手工业者,还夹杂着一部分天地会党人、捻军、流氓地痞、土匪恶霸、乡绅。这种大规模的扩编使太平军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大量的新兵没有进行作战训练战斗力比较低下,使太平军的质量良莠不齐,也造成了太平军整体军事素质的下降。有的人加入太平军,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在作战时临阵逃脱。太平军中甚至出现了吸食鸦片、窝藏娼妓等败坏军纪的事情。太平军的将领在生活上也不断的腐化,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不如从前。根据曾格林沁给清廷的的奏折中说:“其前由贼营投出之肖良芳、林来、沈惠、沈五祥、沈廷、方窗等六名,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尚能悔过自新,着免治其罪,并赏给六品顶戴,以示法外之仁[10]。”太平军的叛变,充分说明了太平军军事素质的下降以及对于军队思想方面工作的不重视,依靠宗教迷信的思想来统治军队显然是虚伪的空洞的,导致了军队思想出现了离心。最终导致太平军军纪废弛,士兵军事素质全面下降,将领生活不断腐化,革命的意志不断消沉,致使其内部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

  湘军严格的军事训练为其军事素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湘军的训练分为军事上的训练和思想上的教育。曾国藩把它们成为训家规和训营规,训家规是以古代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理论作为根本,特别重视思想上的教育。他要把湘军训练成一支尊上死长、辨等明威具有级强烈的封建性的军队[3](p146)。曾国藩以封建礼教来统治军队,使士兵明辨等级观念,从思想上加强对军队进行控制,使湘军沦为了封建统治的工具。湘军的训营规主要是训练士兵遵守军营中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军营规章制度。湘军还特别注重平时的训练,主要分为个人训练和集体训练。个人训练被称为练技艺,练技艺是指士兵在平时练习放枪、跑步、跳跃、以及各种冷兵器的使用等;集体训练是指所谓的练阵法,练阵法就是联系排兵布阵之法,阵法练到非常熟练就可以指挥千万人像一个人一样。湘军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太平军,但是在军事素质上是高于太平军的。湘军可以称得上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既重视思想上的教育,又重视军事上的训练,充分体现了曾国藩治兵统兵的智慧。

  与太平军相比湘军在建立之初曾国藩就严格要求湘军,并制定了湘军招募的条件和平时训练。湘军的招募标准有两大原则:第一、必须招募年轻力壮的湖南籍农夫;第二、士兵必须由将领亲自招募。这两大原则有以下几方面优势:第一、为湘军提供的固定的兵源地;第二、年轻力壮的农夫有较好的身体素质,尤其在作战中可保持强劲的战斗力;第三、同一籍贯有利于沟通协调同一作战;第四、士兵由将领招募上下相维,招募的士兵将会感激将领知遇之恩。在最后的决战中,湘军的军事素质显然高于太平军。

  1.4太平军与湘军后勤补给的比较

  后勤补给对于一支军队来讲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正是说明了后勤补给对于军队作战的重要性。在起义之初,洪秀全就设置各种典官来办理军需,足以说明太平军军事集团对于后勤补给的重视。太平军的后勤补给主要分为战场缴获、没收富户财产和没收官府库藏、群众捐献、圣库财务、自己生产等方式实现补给。从补给方式来看,在太平军起义早期面对清军的绞杀要实现自己生产进行补给是完全不可能的。太平军早期的补给方式是由教众所捐献的实行统一分配的圣库财务制度和战场上的缴获,圣库制度是在起义之初就确立的。洪秀全亲自发布诏令:“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交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1](p33)。”圣库制度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给,使太平军以较小的代价坚持了十四年,无疑圣库制度是支持太平军发展的有力保障,这种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为了太平军的后勤供给制度,显然它是具有其进步性的。

  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为了应对庞大军事开支,开始施行盐业专售和施行赋税制度。但是太平天国所占领的地区十分有限,可以提供的物资也很有限。那些江南的富户便成为了太平军的摇钱树,太平军强行没收富户财产,被称为“打先锋”。在北伐战争中,太平军驻地附近村庄自然成为征调粮草的重点,随着时间长短,由近及远[11]。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太平军的内部纪律和外部形象,导致天平天国统治区域内部矛盾进一步复杂化。水师的落后导致太平军补给效率的大大降低,因为湘军水师过于强大,所以太平军在长江上的补给线经常会受到阻断。补给困难无疑给太平军带来了诸多的麻烦,是指可以说太平军正是输在了补给线上。

  湘军的后勤补给主要是由粮台来负责的,粮台分立八所,称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以理众务[3](p100)。粮台依靠精锐的湘军水师将军械、粮食、被服、军饷等物资源源不断的向陆军提供供给,同时还封锁太平军的水上补给线。曾国藩依靠强大的补给能力和装备补给很差的太平军进行持久战,使太平军在战略上不断地收缩然后被歼灭。湘军在军饷筹备方面主要依靠自己来筹饷,其筹饷的方式主要有七种:请协济、运饷盐、拨丁漕、办捐输、提关税、收杂捐、兴厘金。这七种方式一方面为湘军提供了可靠的军饷来源,另一方面使曾国藩具有了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利,加强了他对于湘军经济方面的控制。从湘军的补给方式来看,湘军的补给更具有持久性,其主要依靠行政干预来筹措军费,相对于太平军的做法更加温和应得了一部分民众的好感。湘军的补给更系统化,分工更细化,使后勤补给更加高效。

  与太平军相比,首先太平军虽然占据了一些富裕的地区,但是大部分的土地仍然掌握在清政府手中。其次湖南为湘军提供了可靠的兵员,清政府协调其他省份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可靠的后勤补给为湘军作战减轻了诸多压力。最后曾国藩区区十二万兵马,可以与太平军对抗,依靠的正是强大的后勤补给。湘军坐镇湖南,全国向湘军输血,步步为营,最终依靠超强的后勤补给能力灭亡了太平天国。

  第二章太平军与湘军战略及战术对比

  2.1战略对比

  洪秀全的战略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他首先要夺取常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进步一控制长江水道,然后进行政权建设,经营皖、赣、鄂等省份而割据中国南部。1856年以前,基本完成了以上三省的政权建设,太平天国革命声势大振。1856年以后,由于“洪杨内杠”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政治动荡,人心不稳。根据地被相继攻陷,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被全歼,太平军军事和政治上开始由胜转衰。

  关于太平军北伐和西征战略决策的对错在学术界争论依旧,北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西征也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天京的北部的扬州驻扎有琦善所建立的江北大营,处于天京西部的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有驻扎在孝陵卫向荣所领导的江南大营。此时的天京正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虽然当时的绿营军队作战能力极为有限,但是太平军此时在战略上是十分被动的。太平军的北伐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江北大营进而解决来自天京北部的军事威胁,同样太平军西征也还为了解除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从战略层面来讲北伐和西征无疑是合理的。江南大营更是驻扎在了天京的大门口,可见太平天国此时并不太平,尽管太平军两次打破江南大营,但是始终没有彻底歼灭江南大营的清军。一个国家的首都长期受到来自敌人的威胁,这种状况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随时会威胁到统治集团的核心,致使太平军不得不解决来自外部的威胁。面对这种威胁时,正确的做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威胁自己最大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的奥妙在于重点用兵,要想集中兵力,必须重点用兵[12]。太平军在作战中没有遵循先易后难解决问题的规律。太平军应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率先解决较为弱小的江南大营,以稳定后方,然后进行根据地建设。稳固后方后再兴师北伐,这样可以为军队提供可靠物资和兵员。

  北伐开始于1853年5月8日,洪秀全牵派林凤祥、李开芳从乌衣北上进行北伐。而西征开始于1853年6月3日,胡以晃、曾天养等奉命进行西征,沿江而上。从这两个时间节点来看,太平天国的北伐和西征的同时进行将太平军有限的兵力分散,对于太平天国来讲是将陆军军事上的优势转变为了劣势。太平军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没有集中兵力而是坚持左右开弓,分兵北伐和西征。太平军领导集团此时因为战场上的一时胜利而迷惑了双眼,分兵北伐是战略上的失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1](p543)。”1953年3月29日定都天京,5月8日由李开芳、林凤祥所领导的太平军开始北伐,北伐的任务有两个:一方面来牵制天京北部的江北大营;另一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清朝的首都。由时间点来看,北伐工作的准备时间非常短;而且太平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很差,北伐军的物质来源基本上依靠“打先锋”;北伐军人数非常有限,共计一万多人;北京距离天京距离遥远。从这些方面来看北伐的条件是相当不成熟的,而且此时的太平军根本不具备北伐的能力。正如费正清所说:“向北京进军现在委托给了一支兵员不足和给养很差的北伐军,它打到天津郊区便裹足不前了[13]。”北伐的战略决策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太平军领导集团对于清军的实力估计不足。第二、由于前期的胜利,太平军领导集团充斥着机会主义倾向和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没有从实际出发。第三、高估了北伐军的作战能力,对于后勤保障考虑不周。也正是太平军犯了孤军深入的错误,导致补给困难,历时两年之久的北伐战争最终失败。

  西征开始于1853年6月3日,根据洪秀全的构想西征军可以一举解决来自长江中上游的威胁,长江对于天京的防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征军统领战船千余,溯江而上,先后攻下了安庆、九江、南昌等地。在进军湖南的过程中,遇到了曾国藩组建的湘军,遭到了湘军的顽强抵抗。湘军作战勇猛,反攻到了九江附近,石达开带领太平军打败了湘军,继而又攻陷了武昌。此时的太平军已经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曾国藩身在南昌,俨然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但是石达开放弃了进攻南昌,奉命返回天京,这无疑是太平军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石达开没有扩大战争的成果,本来可以一举歼灭曾国藩的湘军,然而太平军错失良机,把一场对敌歼灭战转化成为对太平军非常不利的拉锯战。从在战略上来讲,这种拉锯战对于物资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对于物资并不充裕的太平军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后来,事实证明长江中上游的湘军是太平军最大的劲敌,大规模的消耗战最终拖垮了太平天国。

  在战略上太平军应当保持战略防御,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更具优势[13]。防御作战可以以逸待劳,可以占据有利地势对敌作战,减少战场上的消耗。本身处于战略防御的太平军却选择了战略进攻,这种战略上的矛盾导致了太平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大量的战争消耗致使太平军从北伐西征之后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战略性的反攻,而一直处于被动的战略防御阶段。

  曾国藩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他要控制长江水道,进一步夺取武昌,再进攻九江、安庆等地,进而攻陷天京。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他识破了洪秀全割据南中国的战略意图,所以兴建水师与太平军争夺长江。在湘军初建之时人数并不多,在向湘潭出发时水路并进,湘军共计两万人。与太平军相比,数量上是不及太平军的,在战略上是不具备压倒性优势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多次失败。在九江兵败时,曾国藩更是羞愤至极,甚至想要寻死,他认识到想要快速的击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湘军首先要做的是保存实力。曾国藩的战略是具有全局观念的,安庆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道屏障,他认为只要攻下安庆,天京就可以一举攻下,所以安庆就成为了湘军进攻的重点。

  天京事变的爆发,导致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对于湘军来讲这是千载难逢的绝佳进攻机会,湘军先后攻陷了武昌、九江等地,天京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安庆[3](p36)。安庆成为了两军争夺的重点,这时外国侵略者的干预是安庆失守的重要原因,由于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干涉太平军进攻武昌,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最终导致了安庆的失守。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致使太平军不得不多线作战,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1](p555)。”1862年,李鸿章在安庆建立淮军,处于战略需要曾国藩命令李鸿章带领淮军奔赴上海,与英、美等外国侵略军合作共同对抗太平军。曾国藩的这一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的战略思想,他企图通过使太平军两线作战,进而消耗太平军,将太平军聚于天京一举歼灭。这也就是湘军在攻陷安庆之后,没有继续攻击天京的原因。

  与太平军相比,曾国藩在制定战略中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曾国藩的战略具有全局观念,全局与重点兼顾;第二、作战风格谨慎,稳扎稳打在作战中摒弃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第三、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必求全歼敌人。第四、制定了符合战争和形式要求的战略。第五、具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任务。

  2.2战术对比

  在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太平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如: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李秀成、陈玉成等。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军在战术运用方面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就连曾国藩也感叹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3](p37)。致使清政府不能在短时间能消灭掉起义军,极大的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

  由于太平军在战略上一开始就处于进攻态势,所以在其战法上也偏向于进攻,太平军的战法是一种典型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每战必求速战速决,所以太平军在包抄、偷袭、机动、围攻等方面尤为擅长。太平军在作战时坚持避实就虚的原则,攻城的效率很高,进攻性很强。太平军在战术运用方面较为灵活,不拘泥于一种战法。

  在九江战役中,湘军水师挫败了太平军,湘军士气大振,自以为控制了长江水道,根本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全军上下充满了骄傲的气氛。所谓骄兵必败,石达开正是抓住了湘军水师的这一特点,进而在湖口诈败,诱敌深入。湘军水师一路长驱直入,太平军采取包抄战术将湘军的轻便战船和大船相阻隔,致使湘军水师首尾不得兼顾,在夜晚以轻便船只偷袭湘军水师。石达开重创湘军水师,就连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湘军惨败,在太平军的打击下,这时的湘军陷入了十面埋伏的境地。

  三河镇战役是太平天国后期由陈玉成、李秀成所打得一场著名的歼灭战,全歼湘军猛将李续宾部6000余人。湘军李续宾部带领精兵8000余人,进入安徽一路攻城略地,深入太平军腹地四五百里,准备攻克庐州再进攻安庆。陈玉成、李秀成集中优势兵力队李续宾部实施分割包抄,切断其补给线。太平军从前后和侧翼同时发起攻击使对手首尾不得相顾,各个部分紧密配合,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此战一举击毙李续宾和曾国华,使湘军受到了重创,延缓了湘军进攻安庆的脚步。这是太平军对于分进合击战术的成功运用。

  与太平军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相比,湘军的作战风格则更为保守,在战术运用方面不如太平军。湘军采取的是防御性进攻策略,他的战术主要分为四方面扎营、拔营、看地势、明主客。湘军这种保守的作战风格与曾国藩的战争策略是分不开的,曾国藩认为战胜敌人首先要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他比较重视安营扎寨,并总结历代安营扎寨之法,来构建深沟和高垒使太平军无法攻破,进而消耗太平军的给养和消磨其锐气。湘军等到敌人疲惫之时,再次出击一举歼敌,这种打法可以减少自己的消耗,以逸待劳。在进攻性防御思想的指导下,一个构筑完善、有足够兵力而且防守严密的筑垒工事通常是坚不可摧的[14](p392)。

  曾国藩的这种策略在对太平军的战斗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在围困武昌的战役中,他命人修地堡、挖壕沟、构筑防御工事,防止城内的太平军突围,以达到困敌之功效。曾国藩对于壕沟的设计,远非太平军可比拟的,太平军的壕沟只是作为简单的掩体,而湘军的壕沟兼具进攻和防守,分为前壕喝后壕,前壕沟是用来防止敌人突围,后壕沟是防止敌人援军的到来,这种办法有效地抵御了太平军的突围和进攻。石达开赶来支援武昌,曾国藩将后壕变前壕,有效地阻击了敌人。在进攻安庆集贤关的战斗中,胡林翼正是运用这种战法,轻而易举的消灭掉了太平军的精锐刘玱林部,这种战法虽然笨拙,但是符合镇压太平军的实际需要。

  湘军的作战思想体现在谨慎二字,拔营要求队伍务必整齐,防止被敌偷袭,不求神速,必求稳妥。湘军在用兵方面,极为看重地势,依据地势来制定作战计划,还规定看地势必须独自一人亲自前往,以免惊扰敌人。湘军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将中国古代论地势的兵法,发挥到了登峰造极。这种看地势的方法类似于现代军事上的敌情侦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主客的意思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样就可以以逸待劳,事半功倍,以静制动。这种进攻性防御的战术适用于镇压依靠缴获来进行补给的太平军,正是湘军这种谨慎的、稳扎稳打的用兵态度,才可以将太平军的生存空间不断压缩,直至天平天国的灭亡,湘军取得胜利。

  第三章太平军的军事成就及其经验教训

  3.1太平军的军事成就

  太平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成就,其军事成就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太平军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太平军将领,从客观上推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2)太平军的营制,类似于现代军队的编制,实现了军队的垂直管理和层层负责。

  (3)太平军水师创造性的创立了土营,太平军的攻城效率大大加强。它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工程兵部队。

  (4)太平军具有发明创造精神,太平军就地取材创造性的发明和改进了攻城的吕公车等军事装备。

  (5)太平军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曾经西式装备一度超过湘军的装备水平。

  (6)太平军在军事斗争中,善于运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使湘军水师在九江战役中遭受重创,缓解了天京来自长江中上游的压力。

  (7)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关键,这种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以较小的代价有力的支持了太平军的作战。太平军能坚持十四年之久,圣库制度功不可没。

  (8)太平军早期严明的军事纪律保证了其强大的战斗力,进而取得了永安建制、定都天京等一系列的军事成就。

  3.2太平军的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将革命的战火烧过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了封建地主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绞杀,最终导致天平天国的灭亡,其在军事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太平军在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分为以下方面:

  (1)太平军领导层没有贯彻对军队思想的领导,因而导致了太平军中的部分将领投敌叛变,士兵军事素质普遍下降。

  (2)太平军不注重对水师的建设,导致长江控制权落到了湘军手中,使太平军的处境更加被动和补给困难。

  (3)太平军不注重基层政权的建设,致使太平军的补给方式不具备持续性。北伐战争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太平军的基层政权建设速度于战争速度的脱节;另一方面是因为犯了孤军深入的错误;最终导致北伐军补给困难而被歼灭。

  (4)阶段性的胜利,致使太平军领导层在军事上犯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使太平军的实力被削弱。

  (5)制定军事战略没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导致了太平军战略上的被动。

  (6)太平军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全歼敌人。用兵之道贵在集中优势兵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15]。这样才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7)太平军没有统一的制式武器装备,由于其武器种类较多,造成弹药补给困难,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8)太平军在西征中没有趁胜追击,石达开重创了湘军水师,没有能把握战机歼灭湘军水师的余部,导致湘军水师卷土重来,对太平军构成威胁。

  (9)太平军对于后勤补给认识不足,没有建立完备的战时补给制度,多次被敌人切断补给而歼灭。

  (10)太平军具有流寇性质,采取“打先锋”的方式进行补给,严重损害了太平军的外部形象。

  (11)太平军高层内讧造成了天京事变,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军的实力被削弱。

  参考文献

  [1]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M]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罗尔纲著:湘军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罗尔纲著:绿营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73.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88.

  [6]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M]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郦纯著: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M]下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430.

  [8]张勤:试从湘淮关系看淮军军系形成的轨迹[J].学术界,1995,2:3.

  [9]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4.

  [10]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4:62.

  [11]李惠民著:太平天国北方战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76.

  [12]陈维仁著:军事谋略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321.

  [13]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晴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11.

  [14]德克劳塞维茨著盛峰峻译:战争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西安.人民出版社,1964:1247.

  

2020年8月27日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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