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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藩封体系到条约体系:清政府外交角色的转换

  摘要:为了研究清代外交史,主要参考了《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中外旧约章汇编》等有关资料,运用文献解析方法和分析归纳方法,考察了从藩封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过程中清政府外交角色的转换,以及发生这种转换的深层次原因。在传统的藩封体系当中,作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在向条约体系中的附属国演变过程中,清政府面领着极其难堪的选择:是维持传统的国家地位,还是屈服于列强的压力承认和接受国家地位衰落的现实,这都是极其困难困苦的。分析显示,清政府国家地位与外交角色转换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既包括国家实力衰微的内部因素,也伴随着国际环境变迁的外部因由。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政治文化上的日趋腐朽,清政府最终选择了转变外交方式以“与世界接轨”──坦然接受现实,从属于西方列强,成为“洋人的朝廷”。

  关键词:  藩封体系;条约体系;转变;原因

  前言 

  (一)研究现状

  关于对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藩封体系的研究,学术界对其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硕的,有从宏观角度对其进行论述的,也有从各个朝代的微观角度对其进行论述的,譬如说费正清先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李云泉先生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杨联陛先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诠释》、黎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以及大量的关于藩封体系的学术论文,还有黄枝连先生更是从华夏的礼仪制度角度对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天朝礼治体系”做了阐述。在关于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方面,有王力诚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程道德先生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李育民先生的《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李兆祥《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等著作,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近代外交的转型,但这些著作大多是从外交制度,譬如说外交机构的变化、贸易类型的变化等方面来看待外交转型的,而且在时间跨度上也是站在近代史这一大的宏观角度,而非只着重于清政府的这个时间段内的微观历史。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本文拟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着重论述,在清政府统治期间清政府是如何从天朝上国一步一步的跨越至条约体系的附属国,即清政府是如何完成从华夷秩序到国际秩序的演变,综合国内外形式考虑清政府本身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分析清政府的外交转型,使对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研究更加清晰。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解析方法和分析归纳方法,阐述藩封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在面对列强的侵略的过程中,清政府是如何选择与列强在交往中的角色,深层次探析清政府外交转型的原因。运用分析归纳方法主要是为了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转型的原因的考察。

  正文

  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国,一直深受“儒家王道思想”[1]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代帝王权利甚重,把持一国之政治、经济、外交等最终决定权。处于封建政权统治下的中国,流传时间最长且地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外交方式我们称之为藩封体系,即中国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内外的一种传统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指的就是皇帝与其宗亲、功臣之间的对内治理关系以及与周边各部落、国家的对外臣属关系。而本文则偏注重的是与周围各部落以及国家间的这种对外关系。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致使我国在西方国家开始发展近代化的时候,我们还在以“天朝上国”而自居,而当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向外开拓海外市场时,我们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至于西方国家与我们拉开差距。故此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开始频繁的与西方国家进行来往,可是这种来往,却严重的伴随着一种条约体系。

  本文试图通过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来分析清政府在面对传统的藩封体系与列强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下,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到底是该坚持传统的国家地位,还是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变成其附属国。同时分析清政府外交角色转型的原因。

  一、传统的外交体系——藩封体系

  (一)藩封体系的概念

  藩封体系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外交体系,从先秦时期就开始发源,经过各朝的不断完善,到清朝完成定型。

  传统的儒家文化认为人类社会的统治者是与天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且是被上天派下来统治万民的,故称之为“天子”,人间的这个统治者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2]。所以我国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也自称“一人”或“余一人”,在《诗经》中这样记载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P416),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早期封建社会的天下观是将“自己视作世界中心”[4]并且整个世界都是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藩封体系也就是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藩封体系作为一种较为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又可将其称为“宗藩体系”、“朝贡体系”、“东亚封贡体系”和“天朝礼治体系”,这些名称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这种传统的外交制度进行定义的,但其实质内容都是相同的。所谓的藩封体系是从实力的强弱进行定义的:实力较为强大的一方对较为弱小的一方进行册封仪式,而较为弱小的一方接受这种礼仪制度。宗藩体系是相对于两者的身份而言:宗主国是实力较为强大一方,而另一方则称之为藩属国,藩属国对宗主国负有一定的义务,如朝贡、觐见、接受分封,而宗主国对藩属国拥有包括庇护藩属国不受其他国家的侵害的义务。朝贡体系是从藩属国具体的义务进行定义的:藩属国要定期对宗主国进行一定的朝奉贡物,以表达自己对于宗主国的尊敬,而宗主国则进行回赐,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东亚封贡体系亦然,是在东亚的地域范围内,以中国为主导,兼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特殊目的的一种具有同盟性质的特殊关系。而天朝礼治体系则是黄枝连先生最先提出的,他主张由中国的封建王朝推进的一种秩序即“天朝礼治体系”。所以不论是从哪个角度进行称呼,这种体系都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一种双边外交关系。

  (二)明清以前的藩封体系

  藩封体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存在时间是十分久远的。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块。”[5]虽对《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内容学界存在质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藩封体系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有了雏形。

  根据具体文献记载的藩封体系,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夏本纪》中写到禹“定九州”后,九州长官“各以其职来贡,不失阙宜”。[6]这就说明了在夏朝时就已经出现了朝贡制度。自商灭夏后,夏的这种制度也就被商王朝所继承,《诗经•商颂•殷武》中记载,商王朝建立后,周边的小部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3](P685)而自西周“周公作礼”起,中国的礼仪制度开始发端,在朝贡制度方面,藩属国只要承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对周王朝实行朝贡义务,那么“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亦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7]这样就开启了朝贡制度的礼仪规范。

  西汉是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也是藩封体系制度化的始端。西汉以其强盛的实力对周边的小国产生了震慑作用,使得南越、朝鲜等国均成为西汉的藩属国,而随着藩属国的增多,封建朝廷对朝贡国的朝贡时间、人数等均做了相应的规定,这就使得藩封体系始有了制度规定。

  唐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国力强盛,文明开放,致使有更多的国家与之进行朝贡活动。由于唐太宗时期,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等地,统治疆域不断扩大,实力也逐渐强盛起来,西域各国纷纷派使来华朝贡;新罗更是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双方互派使者来往,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的日本与唐朝的来往也是十分频繁的,出现了很多如鉴真、阿倍仲麻吕等著名的人物。唐朝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时与唐朝同时交好的国家就有70多个,来往的国家已不仅仅只局限于周边,还包括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等地区。

  宋朝则是藩封体系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在北宋统治时期,北宋的统治者比较重视朝贡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义”[8](P54),因此对朝贡者的赏赐大大超过了前代,这就致使很多的国家派使前来,当时接受册封的就有于阗、高丽、交趾等国,朝贡关系也在不断地扩大。但也是由于巨额的赏赐,导致北宋冗费现象越发严重。至南宋时期,统治者依据现实情况,对朝贡制度做出了限制,导致朝贡日益规范化,使得藩封体系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三)明清时期的藩封体系

  至明清时期,藩封体系进入了成熟期,也完成了最终的定型。

  明朝所处的14至15世纪,西方国家已逐渐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虽说自明朝起,为了防范倭寇,在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使得中国与国外的交往开始减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朝贡制度就变成了中外交往唯一的合法途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来中国的朝贡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并不等同于朝鲜、琉球等这样典型的被册封的国家,政治性较为明显;也不等同于日本、暹罗等这样一般性的朝贡国家,经济性较为明显。这样就使得在大明王朝对于朝贡国家的规定比以前各朝更加的详细,如对各国贡期、规模等的规定都不尽相同。

  大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历史的更迭,并不会使政治制度发生大的改变,所以在清朝成立之时,它的外交制度依旧延续了明朝,并在一定方面做出了改变。在清还未入关之时,它曾采用武力胁迫的方式使朝鲜成为自己的藩属国,带有明显的强迫性质。在清建都北京后,顺治帝曾诏谕天下,东南沿海以外的琉球、暹罗、日本等诸国,如果成为清的藩属国,则与已经臣服的国家“一体优待。”[8](P136)即使如此,根据《清实录》记载:直至乾隆年间,朝贡的国家也只有7个,这与明朝相比相差甚远,甚至连唐宋时期的数量都不如。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早期的清朝还是有发展藩封体系的想法,但由于清朝后期所处的年代已与以前各朝不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在快速的发展,相对于清朝的固守传统,这就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落差。

  二、晚清帝国的外交转型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就进入了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大清帝国也进入了统治末期。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来讲,清政府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外交体制方面,它所承袭的是中国文化之大成。然而在清政府统治末期,它所面临的压力却大大超过以前各个朝代,这种压力既有来自于国内的人民起义,也有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

  总的来说,在清政府统治末期,国内统治集团腐朽,吏治败坏,军备武器废弛,赋税苛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仅在乾隆到嘉庆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很多起起义斗争,比较有名的有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可这些接连不断的起义就表明在晚清政府统治的腐朽。

  而当清政府日益没落之时,西方许多国家却通过种种契机迅速发展起来,进入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殖民扩张。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是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往来,但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的排外性以及清政府实行只在广州一处进行与外贸易政策的局限性,使这种贸易往来远远不能满足列强的胃口,再加上同中国屡次外交未果,于是列强通过倾销鸦片来获取巨额利润。然而鸦片这种贸易品对中国人的健康以及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危害,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进行禁烟活动,然而却不曾想到,这一事件竟成为了英国向中国宣战的导火索,也不曾料到,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而发生改变。

  (一)不平等条约以及条约外交的概念

  在双方的签约过程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胁迫等方式胁迫另一方签订条约,且在条约的内容方面,双方所履行的义务出现了“不对等”[9]现象,在这种情形下签订的条约即不平等条约。

  晚清政府由于军备废弛,在面对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时,通过屡屡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使双方达到停战目的得这种方式,我们就可称之为“条约外交”。

  谈及“条约外交”,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中俄曾于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与外条约。但是观及这个条约的签订目的、签订过程及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俄国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固有领土,其方式是通过不断蚕食周边的国家来达到自己目的,中国也在被蚕食的对象之中。但是双方的实力均等,且各有自己的打算(俄国因忙于南方及西北战事,中方则欲平定准噶尔叛乱),所以双方准备签订条约来结束战事,使各自的利益实现最大化。而由于此时的俄国已深受国际法解决问题这种方式的影响,康熙帝想订立一个对俄国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就只能顺应俄国人的方式,可是在中国的官员内并没有能够运用国际法的人员,于是在此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中方代表团内出现了两个外国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他们作为翻译和联络人员,使得此次签订的还是相对公正平等的。最后关于《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在序中明确提出,双方签订此条约欲以平定战事,划定疆界,“以期永远和好”[10](P1)。此条约的内容有六条,但是核心内容还是疆界问题,“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10](P1)再者就是规定了自此之后双方可以互通贸易。

  所以,不论是从条约的签订目的、过程,还是内容来看,《尼布楚条约》虽然是一个“外交条约”,但它相对于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来讲,还是相对公正平等的。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认同且占主要地位的外交方式依然是在藩封体系的影响下进行的,所以《尼布楚条约》只是作为藩封体系的一个补充而存在。

  (二)不平等外交体系的建立

  准确来说,藩封体系的解体肇始于中英《江宁条约》的签订,直至中日《辛丑条约》的签订,才使得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外交制度得以解体,在这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就从延续了上千年藩封体系的天朝上国演变成为条约体系的附属国,丧失了作为主体的地位。那么,清政府对于自己的这种角色究竟是如何从不认同到认同进行态度转变的?首先,我们先看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那些影响,于此同时,藩封体系又是如何在条约体系的一步步冲击之后瓦解的。

  1、《江宁条约》

  《江宁条约》是中英双方为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而签订的休战条约。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日益衰败与蒸蒸日上的英国形成强烈对比,不论是在军备武器的配备上,还是在参战人员的素质上,清政府与英国相比都是相差甚远的。

  在《江宁条约》签订前夕,英国攻陷虎门、厦门、宁波等地,霸占香港岛,后进逼南京,道光帝无奈接受英国条件进行议和。在条约内容方面:准许英国人及其家属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寄居”[10](P31),并且可以在这五处港口进行通商贸易活动,这就使得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依附基础不复存在;将香港岛让与英国,“任便立法治理”[10](P31),这就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主权受到侵犯;赔偿英国一千二百万银元的军费补偿,加上其他各项费用,共计两千一百万银元,在条约上,专注明此次战争是由于英国商人在中国受到了“不公强办”[10](P31)引起的,故应由中国赔偿英国的所有损失,此条即将英国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掩盖起来。

  此条约签订后,美、法两国均效仿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要求与英国政府获取相同的利益。这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自主权、领土完整和经济等均遭到破坏,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了的改变,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

  《江宁条约》的签订开启了条约体系冲击传统藩封体系开端,但对于大清王朝来讲,藩封体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低调的维持着。清帝继续对藩属国国王进行册封和赏赐,属国的朝贡还在继续进行:如在1841年到1860年间,朝鲜还在年年对清政府进行着朝贡义务;1840年到1852年这12年间,暹罗对清廷进行过5次朝贡(1839年起,暹罗改为4年一贡),同样的国家还有越南、琉球、缅甸等国。可见,这时的大清王朝,除去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国家还是按照藩封体系下的朝贡制度进行朝贡的。

  2、《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

  继《江宁条约》之后,西方列强意识到要想打开中国的市场,通过武力胁迫的方式是最快的,故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益,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并扬言欲进犯北京,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无奈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在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除去以前开通的陆上路线外,再开通海上路线,上海、台湾、琼州府等七处为通商口岸,若其余国家要求在沿海地区再开通新的通商口岸,那么俄国“一律照办”[10](P87),由于此时期正处于资本主义向外开拓海外市场的关键时期,故而要求清政府开通更多的通商口岸,以期来保障自己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者,以前与中国未划明的疆界,派人进行勘察,待双方商榷后,将结果登入地册,绘进地图,此后再无边界之争,在此条中,我们可以看出俄国并没有放弃从中国争夺领土,以实现其向外扩张的目的;在最后一条中明确提出,如果日后清政府与其他列强商议通商等事宜,凡是有利益之处,中俄双方无需再议,俄国“一律办理施行”[10](P88)。

  与美国、英国、法国分别签订的条约中多次涉及到“一体均沾”。在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还特地提及在《江宁条约》的基础上,开通牛庄、台湾等通商口岸。从这一系列条约中列强所获取的特权,就映射出了列强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

  《北京条约》的签订是对《天津条约》的补充,它在承认了《天津条约》有效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一些侵略权益:开通天津为新的通商口岸,这样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深入内地;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乌苏里江以东大部领土划归为俄国所有;赔偿英、法的军费,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各增加至八百万两。可以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将大量的领土割让给了列强;巨额的赔偿使得民众的负担越发深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开通天津为通商口岸后,也使得列强现可深入到中国更为内部的地理位置。《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的社会性质进一步改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一大批通商口岸的开放,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日益增加。可列强并不只局限于侵略中国,他们将目光放在了大清王朝的藩属国上。朝鲜和越南既是较为重要的藩属国,同样也是边境的重要保护国。1861年,俄国将其军舰使入朝鲜的对马海峡,由此引发了“对马危机”,后来由于国际舆论的影响,俄国从朝鲜撤军。但在这之后,日本、法国同样显示出了对越南、朝鲜的觊觎之心,这就是有名的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海战。

  3、《中法新约》

  中法战争是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主权问题而爆发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则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标志,可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讲,不能接受这场战争的结果——“不败而败”。

  很多人不能接受这场战争,是因为感到在这场战争内清政府的懦弱,在眼看着胜利的时候,不乘胜追击,而是与法国签署了条约,所以故对大部分国人来说,这是带有屈辱性的。但若是考虑当时清政府所处的环境,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清政府的“乘胜即收”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首先,中国已经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满受创伤,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的损失更大,这就致使清政府总结出一个错误的外交观念:即对于列强所提出来的要求“与其失败而丧失更多,不如早做妥协为好”[11];其次,在这时的中国内部,太平军、捻军及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致使清政府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最后,关于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国际环境,时西方列强为在亚洲争夺倾销地和原料产地,争相在中国的邻国等地侵略,英俄入侵西北边境,日本对东南沿海虎视眈眈,英、法舰队则欲入侵西南边疆。中国此时面对的环境可谓是危机四伏,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再者说,1883年法国强迫越南签署了《顺化条约》,致使越南已经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所以清政府选择“乘胜即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谁能预料到如若更法国继续僵持下去,结果会是什么呢?

  纵观《中法新约》的内容,对比前面所签订的条约,“不割地,不赔款,实近代中外条约之一罕例。”[12]故而,对于《中法新约》的签订我们并不能以片面观点去看待。

  虽如此,可是《中法新约》的签订,中国要求法军从台湾等地撤军,而法国则要求中国方面承认越南受法国的保护。从此,中国失去了越南这个重要的藩属国,藩封体系的存在受到了沉重打击。

  4、《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日两国关于甲午海战而签订的停战协定,又因在下关签订,故又名《下关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藩封体系在中国彻底瓦解了。

  1887年,日本制定了“清国征讨策略”,后演化为针对中国的“大陆政策”。故日本想要通过征服朝鲜,再进而征服中国。所以在《马关条约》的第一条就注明朝鲜拥有独立的自主权,以前对大清王朝施行的朝贡制度“嗣后全行废绝”[10](P614),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十分重要的藩属国,致使中国传统的藩封体系就此瓦解;条约内还提及到中国将下关“永远让与日本”[10](P614),这就大大刺激了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野心,致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赔偿日本军费“银贰万万两”[10](P615),分八次还清,这不仅使中国人民的负担加重,而且,面对巨额的赔款,中国已无力偿还,不得不向列强大借外债,致使中国的经济命脉被控制;条约内又增加了在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四地开放通商口岸,这就使得中国内地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其余列强援引“利益均沾”原则,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故《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双半程度大大加深了。

  至此,中国重要的两个藩属国就这样失去了,而其他的藩属国已在此之前就不曾前来朝贡,从先秦时代开始发源的藩封体系就被瓦解了。那么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本身体制存在的局限性,还是时代变化被迫转变的无奈,究竟是哪个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三、转变的原因

  思及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王权统治一直占据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直至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导致世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才逐渐被纳入这个体系当中。

  (一)藩封体系的弊端

  藩封体系是在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对等的外交制度,藩封国通过向宗主国朝贡以获取相应的庇护,而宗主国对于朝贡国的朝贡,往往会赏赐更多的财物,来宣扬大国的权威。譬如在北宋时期的统治者好大喜功,对朝贡者采取“估价酬值”[8](P43),回赠国王、王室成员大量贵重物品,最终导致北宋时期冗费现象的严重化;明成组时期曾派郑和七下西洋,对西洋各国产生了震慑作用,可当时携带的大量宝物,却使明成祖时期的国库压力巨大。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藩属国虽有朝贡义务,但天朝上国回赐更多的财物以宣扬其国威的做法,导致财政方面出现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使用国际秩序进行交往时,古老的中国还处于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中,这就使得双方的礼仪方式出现差异,譬如马嘎尔尼拜见乾隆帝,明面是为乾隆帝贺寿辰而来,实际上是试图与华建立符合国际法的双边合作关系,但中方要求英国使团行天朝礼仪,遭到使团的拒绝,最终此次的外交活动失败,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礼仪方面的差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藩封体系形成的一个标准就是只要对中国实行朝贡义务,并不需要其他的附加条件,双方关系即可形成,且朝贡秩序是建立在具有“压倒性优势”[13]的经济基础之上,这就缺乏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力。在李云泉先生的研究中,他认为这种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单一意志,是现代词语中“自然化了的霸权主义话语”。[14]

  由此可见,藩封体系本身存在着种种弊端,再加上藩封体系本身就是在“华夏中心意识”[15]的影响下诞生的,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导致在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或者是外交关系时,双方意识产生冲突,导致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藩封体系在清政府的不断妥协中消亡。

  (二)对西方认识的不断加深

  随着与列强的频繁交涉,国人对列强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开始想要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于是出现了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变法措施,但都由于种种阻力,最后无疾而终。在这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是十分善于学习的。两次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当局以及有识之士就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大,来自于他的军备优良和某些政治制度,所以在洋务运动中提出的思想始终包含着“师夷制夷”、“中体西用”这八个字,表明了洋务运动就是一场学习西方的技术的运动,但也表明了是以中学为本,辅之以西学来抵御西方的运动。《马关条约》的签订表明洋务运动仅仅学习器物方面是不够的,于是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打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发展民族工业,这就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的维新思想,触动了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但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主的顽固势力的强势干预,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是维新变法却使更多人的思想得以解放。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这对于保守派的打击是十分巨大,他们开始主动进行变法,于是有了1901年的清末新政,他们通过筹饷练兵,改革官制,鼓励发展工商企业,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欲使清朝政府变得强大起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曾经身为清流派中心人物的张之洞,在时局的演变中逐渐成为了“洋务派首领”[16],他就是因为时局的变化以及对列强真面目的认识,导致他的这种态度转变。

  从这一系列的改革以及清政府和其国人思想意识的觉醒,同时伴随着与西方列强交涉的频繁,清政府对于列强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也开始明白要让清政府继续存在,只能依附于世界大流,这样,清政府开始从各个方面慢慢溶入世界体系当中,故他的外交方式也就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三)清政府的统治不当

  经过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普遍进入资本主义行列,为获取更多的市场与劳动力,西方列强开始侵略东亚地区,作为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中国就成了其首选之地。

  此时的晚清政府,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赋税繁重,军备废弛,民间起义不断发生,再加上帝后党争,这就使得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故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清政府无力去进行反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三战三和,再加上用人不当,武器装备落后,这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专门的军事人才形成强烈对比,明显不敌西方国家,故此次战争失败。在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实力大为下降,已无力应对列强的侵略,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使封建政权得以保存,可是列强并不满意自己在中国所取得的利益,一步又一步的逼迫着封建统治者,意欲瓜分中国,使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于是,清政府跟随者列强的这种脚步,一次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致使清政府产生一种错误的思想认知,即要与列强交好,哪怕是损失一部分利益,只要大清王朝存在就行,最终,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四)世界格局的影响

  在明朝政府统治时期,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改革,进入了飞速发展的近代化时代,而此时的中国依旧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对外封闭国门,不主动去了解世界的变化,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这就导致与世界脱轨。

  而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发展,西方列强将其触手伸至东亚地区,作为当时的清王朝,其在东亚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故列强将眼光均看至大清王朝,想要从此打开一个突破口,以适应自己的贸易需要。但当时的清王朝是处于封建政治当中,小农经济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西方列强无法从清王朝获取利益,这就使得列强不得不通过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来打开中国大门。可列强的野心并不仅仅至于对大清王朝,还有整个东亚地区,于是就有了诸如侵占朝鲜、越南等地的事件,但当时的朝鲜、越南是作为清王朝的藩属国而存在的,于是就有了列强通过一系列的条约,致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受列强保护的国家,这就使得列强获取进一步的利益,当然,不论是对于大清王朝,还是对于藩属国的侵略,可以说是“几乎同步”。[17]

  在世界近代化启动之后,世界秩序也就呼之欲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这一秩序来保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约外交”,藩封体系的存在可以说是阻碍了列强在华的发展,这就导致在列强与清政府签订协议时,清政府的外交机构不断变化,以适应与列强的交往。

  结语

  伴随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藩封体系,是儒家王道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封建王朝,在面对世界形势改变之时,封锁国门,导致与西方国家拉开差距。大清王朝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他所继承的应是中国文化之大成,可西方列强的一步步入侵,不仅使大清王朝国家地位发生变化,而且也慢慢的推动着清政府在各个方面的转型,不仅之局限于经济方面使中国的小农经济破产,民族资本主义崛起,也使得清政府各种制度进行转型,尤其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当中,渐渐地完成了向近现代外交的转型:从天朝上国变为了西方国家的附属国,这就导致清政府逐渐跟随世界大流。当然,在这其中,国民意识的普遍觉醒,导致中国近代化的脚步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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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程道德.论述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与扩展[J].中外法学,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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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毕雪婷.并非“不败而败”-对中法战争的几点认识[J]新西部,2011,6

  [13]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架构与自解体内情[J].东北师大学报,2008.1

  [14]李云泉.话语、视角与方法: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6,24(2)

  [15]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9,16(3)

  [16]黎仁凯.略论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化[J].河北大学学报.1983(2)

  [17]张峰.国际体系与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演进与当代建构[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2009

   

2020年8月27日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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