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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与明清的女性诗人

  摘要: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清时期产生了历史上为数最多的女诗人

  关键词:文化交流、女性、社会、性别、经典论、文人文化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明清时期产生了历史上为数最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下面我就从思想教育、文献、艺术和女性诗人方面看一看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一、西方文化的传入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开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乾隆中叶而绝;第二个时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洋务运动,以迄今日。本文主要讲述明末清初时期,也就是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西方的传教士。传教士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他们将西方学术翻译成中文,带到中国,其中包括如下:

  (一)语文学

  利玛窦著有西字奇迹一书,内容是用拉丁拼音注读汉字。其后又有金尼合(TrigaultNicolas)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也是将拉丁文拼音与注音的,其条理比西字奇迹更为完密,这是西方人介绍拉丁文的最早著作。当时中国学者多受其影响,写作中常引述该书中内容。荷兰人在台湾,曾设学校,教授当地人学习拉丁文。当时士人的应用文件,都采用拉丁文。所以在明末清初,已有许多人懂得拉丁文。

  (二)天文历法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天文学和历法。先是在万历三十八年,因为日蚀不验,发现旧历的错误,就有李之藻与五官正周子愚等上疏。请采用西洋历法,以改良旧历,并推举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等西洋教士。朝廷没有采纳,发生了南京反教风潮,并有禁止耶教、驱逐教土的命令。后来至天启、崇祯年间,再发生日蚀的错误,旧大统历与回回历都不验。明思宗便接受徐光启的建议,成立历局,以光启为监督,主持修订新历法。并起用李之藻,征聘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布、汤若望等事译书研究与观察的工作。后至崇祯七年,成历书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六年又议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历法虽成而明亡,竟未及施行。后来清兵入关,即采用西洋教士所研订的新历法,并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继汤后又用南怀仁为钦天监。南怀仁死,又用闵明我(PhilippusGrimalali)、徐日升(ThomasPareira)、戴进宝(IgnatiusKogler)、巴多明(Aominicus-Perrenin)、高慎思(Josephdesphina)、汤士选(Alexanderdegouvea)、毕学源(CajetanusPires)等人,为钦天监和任顾问。

  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译述,重要的著作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着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有徐光启与诸教士共同译述的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测量全义、恒星历指、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与李天经所著的历元等书。有清初西洋教士共同编译的新法表异(汤若望作)、历法西传、康熙永年历法、历象考全书、仪象考成等书。

  与文字著作同时介绍到中国的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在崇祯时,历局成立,在邓玉函、罗雅各布等西洋传教士指导下,制成新式天文仪器多种。包括“七政仪”、“列宿仪”、“平浑仪”、“交食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

  在天文仪器中,观测天象最重要的是望远镜,最早的望远镜是利玛窦带来,明人称其千里镜。

  (三)舆地学

  最早介绍现代世界地图知识到中国的是利玛窦的坤舆图。利玛窦初到端州时,即绘有坤舆图以赠同好。及二十八年晋京谒见神宗时,除圣像、自鸣钟外,曾进万国图志一册。所谓万国图志,即当时的世界地图,并附有说明。除此之外,利氏曾绘坤舆万国全图多幅。当时中国人叹为得未曾有,许多人纷纷加以翻刻传布,一时遂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利氏世界地图。利氏世界地图的特点是:(1)说明地为圆形;(2)已有经纬度;(3)已有南北极与赤道,并说明南北昼夜之长短;(4)已有五大洲,为欧罗巴、亚细亚、利利玛窦的世界舆图之外,最著名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书成于天放三年。艾儒略的著作是根据利玛窦与庞迪我两人的舆地资料,加以他个人所搜集的见闻记录而成。为之修订刊行的是杨廷筠。内容所记多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卷首附有万国全图,以下分洲叙述,最后则为四海总说。此书内容述欧洲尤其意大利之情形为最详,这是因为艾氏是意大利人。利玛窦、艾儒略之后,有南怀仁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成于康熙十三年。图作两半球形,并附有坤舆图说两卷,内容有一部分是录自利、艾之书,别一部分则是增加的新材料。

  (四)数学

  数学中最早译为中文的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es)所著之几何原本,为利玛窦与徐光放所合译。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讲三角,第二卷讲线,第三卷讲圆,第四卷讲圆外形,第五六卷论比例),所译并非原书之全部。此书刊行后五年,徐光放复与庞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订。

  几何原本之外,有关数学的重要译着,有以下诸书:

  1.圜容较义:万历三十六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论圆之内外初,属于几何范围。

  2.测量法义: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论高深广远之测量法。

  3.测量全义:徐光放与罗雅各布共着,内容包括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李之藻据利玛宝所授写成,内容为数学,包括四则算术与约分法。

  5.大测:崇祯时,徐光放所主持之历局中所编译,内容引述托勒密(ClaudiusPtomaeus)之数学定理。

  自从西洋传教士将西方数学原理传人中国后,中国学人受其影响,各种有关西法之数学著作,如勾股义(徐光启着)、天学会通(薛风怍着)、几何论约(杜知耕着)、历算全书(梅文鼎着)、割圆八线(黄宗羲作)、赤水遗珍(梅谷成着)、杜式九术全本(张冠着)、续增新法比例(陈厚耀着)、测量全义(袁士龙着)……等,有如雨后春笋,不胜列举。

  (五)物理机械

  (1)《远西奇器图说》:《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讲机械学的书,也是第一部具体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专书。奇器图说一书是以图为主,所列机械器物名称有六十六项之多,动力名称有二十九种,其原理则包括杠杆、滑车、螺旋等力学。

  (2)泰西水法:泰西水法一书共六卷,为熊三拔所著,内容介绍西方取水、蓄水、运用水力之法。因水利有关农业灌溉,所以后来徐光启着农政全书,其水利部分曾抄录此书。后来清代初年的宫庭建筑,如圆明园的喷水他,即系采用西洋水法,并为西洋传教土所督造。

  (3)钟表与小型机巧玩具:利玛窦到北京进贡的物品中,最使明朝皇帝感觉兴趣的,便是大小自鸣钟。在利玛窦之前,来中国的罗明鉴也曾以大自鸣钟一座送给中国的总督。后来万历三十八年来中国的金尼阁,也曾携有钟表进贡。

  除了钟表之外,还有能自动的小玩具与小乐器等,在明末清初时,这类钟表曾大量的输入,特为中国皇帝与贵族所爱好,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关钟表的记载特多,清乾隆时,在圆明园中并特设有“钟房”,以招待管理钟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现在故宫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钟表为最多。在明朝末年,这类小巧的机器工艺及其知识,已经相当普遍的传入中国的社会。

  二、中学的西传

  西方传教土的东来,将西学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第一、中国经学的西传

  利玛窦来到中国广东,首次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

  第二、中国医药的西传

  永历王太后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著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这是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第三、中国园林艺术的西传

  中国的庭园建筑在明清之际传入欧洲。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W.Chambers)为肯特公爵(Kent)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着中国服装。

  三、明清时期的女性诗人

  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对明清女性的影响。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三百年间,就有两千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有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明清文人这种维护才女的现象实在很非凡,至少与19世纪的英国很不相同。当时英国产生了许多女性小说家,但男性批评家基本上对她们抱着敌视或嘲讽的态度。

  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时期拥有如此多的女性诗人呢?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想把性别与经典论放在明清文人文化中来进行讨论。

  这里所谓的“文人文化”是相对于当时的实用文化而言的。在这个文人文化中,其中一个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文人普遍地向往女性文本。在某一程度上,这个现象也是当时文人厌倦了八股文及其他实用价值的具体反映。他们从事于女性文本的大量整理,为女诗人出版各种不同的选集,使得妇女诗词顿时成为热门读物。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历史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例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诗集《红蕉集》的编者邹漪就说:“仆本恨人,癖耽奁制,薄游吴越,加意网罗。”所谓“恨人”就是怀才不遇,内心感到不平的文人。他们从收集女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安慰及成就感,以至于他们的爱才心态无形中成了一种“癖”运作出那般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也要证实现代诗人是如何创新,因而改变了这个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视野。这样的策略其实也是历代文人一向熟悉的文学经典策略,也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但另外一个比较富有创新性的策略,确是明清文人的一大发明:那就是强调女性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本身具有一种男性文人日渐缺乏的“清”的特质。明末诗人钟惺就在他的《名媛诗归》的序里把女性的本质和“清”的美学联系在一起,

  后来这种把“清”视为女性的属性的言论慢慢地成为明清文学评论中的主流了。“清”被说成是一种天地的灵秀之气,也是女性诗歌优越的主要原因。所以,明末闻名学者葛徽奇说: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编撰《古今女史》的赵世杰也说:国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上面已经提过的《红蕉集》的编者邹漪也重复地说:“乾坤清淑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此外清朝雍正年间致力于收集女性作品的范端昂更以“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的态度来看待女性作品里的“清”的素质。

  总之,作为一种美的属性,“清”成了明清文人用来提拔女性文学的主要策略了。然而,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清”的价值原来是十足地男性化的。清与浊对立:清为阳刚,浊为阴柔。《易说》云:“元气初分,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这种带有性别意味的清浊之分,颇能令人联想到CamillePaglia在她的SexualPersonae一书中所谓的阳性的Apollonian和阴性的Chthonian之分。一般来说,“清”在中国古代大多与男性的正面道德价值有密切的关联。“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种明显的对比可以说明,古人经常喜欢把自然界中给人以清洁之感的东西和一个男性的高尚品质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称高洁之士为“清士”,优秀之人为“清才”。

  如上所述,在唐宋以前,“清”基本上是指男性的美质的。所以当明清文人开始把“清”的美学推广到才女的身上,而且把“清”说成是女性诗性的象征时,确实给文学评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明清文人的观点之所以非凡重要,乃是因为他们对“清”的创新的解释。例如,古人认为“清”兼有美与善的特质;现在明末诗人钟惺又在美与善之上非凡强调”真”的重要性,并且很巧妙地把它和女性创作的特征联系起来。在他的《名嫒诗归》里,钟惺举例说明了妇女的“清”与“真”的特性: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作吟诗的严格练习,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由于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上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这种具有真善美的品质无疑成了女性诗境的特征,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明清文人的清的美学自然地对当时才女的自我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本身就有诗的特质。但有趣的是,正当男性文人广泛地崇尚女性诗歌之时,女诗人却纷纷地表现出一种文人化的趋向,无论在生活的价值取向上或是写作的方式上,她们都希望与男性文人认同,企图从太过于女性化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明清女诗人如何刻意模拟男性文人写作的。例如明末女诗人陆卿子说:“诗故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又如,闻名寡妇诗人顾若璞努力学习陶渊明及柳宗元的一派,而且主张性情与学问并重:“性之近者,引而愈亲;学之至者,积而能化。”另外,《名嫒诗纬》的编者王端淑则主张女性诗歌要能脱离脂粉气才算是好诗,而且非凡推崇“女士中之有骨力者”。以上的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明清文学的新方向确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开辟的。而明清妇女诗歌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恐怕和这种两性的配合与合作有关。

  明清才女的文学成就很轻易令人联想到19世纪的英国女小说家。与明清的女诗人相同,英国女作家也十分多产,而且她们的作品曾大批地进入了文学市场。然而不同于明清的是,这些英国女小说家一般并没得到当时男性作者的支持或帮助。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系教授ElaineShowaher说,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作者在出版方面的亨通被男性作者看成是一种“女性的文学侵犯”。对于备受威胁的男性小说家来说,这些女小说家似乎在发动一场集体的性别战争,“企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霸占男人的市场,偷取他们的文学素材,甚至抢夺他们的女性读者”。因此男性作家开始讥讽女性作者为没有文化的一群,认为她们不适合于写作,因为女性在现实中经验的缺乏成了文学创作的一大障碍。这样的批评正巧和明清文人把女性缺乏现实经验视为“清”的灵感的来源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其实明清文人和才女在他们努力编撰妇女选集的过程中,早已思考过类似ElaineShowaher所提出来的问题。他们发现自古以来的女诗人作品大多没有存留下来,为了不再让女性作家继续被历史遗忘下去,他们才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女性诗歌的事上。

  所以明清文人才女完全了解保存女性文学遗产的重要性。而他们所谓的“采观”,其实就是广泛收集的意思,不但收集主要女诗人的作品,也不忽略次等女作家的诗歌。在这一方面,尤以女诗人兼学者王端淑做出的努力最为可观。王端淑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专心编选了一部收有一千位女诗人作品的选集《名媛诗纬》。在这部选集中,除了一些新近采集到的前朝女性诗作外,其余全是明清当代的作品。《名媛诗纬》的涵盖面之广,可谓空前,而其编者的苦心亦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王端淑的丈夫丁圣肇在选集的序中已说得很清楚。

  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明清的文人才女在设法把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网打尽的选集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今天人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些女性作者的诗歌,可以说完全归功于这个策略。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

  明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文化思想意识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女性诗人。同时,传教士也将中国文化带入到了欧洲等国家,同样也推动了西方欧洲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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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6日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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