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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录囚制度对现代服刑人员 申诉管理的启示

  摘要:服刑人员的申诉问题一直是法律界研究的重点,对服刑人员申诉的关注,并且从法律角度,法院与检察院的工作角度分别予以重视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安定。但是,目前我国依然存在大量的冤假错案,刑事案件的申诉问题源源不断,如何有效地处理刑事案件的申诉问题,实现对服刑人员的申诉管理可以说是我国法律界急需解决的问题。

  录囚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古代司法体系的公正,维护社会安定,缓和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录囚是我国传统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相因,至于清末。做为制度化的存在而历时久远,并在制度体系中蕴含着传统司法思想的价值诉求与核心理念。研究古代的录囚制度并与当代的司法理念相结合,发掘并借鉴传统司法精神中的合理成分对当今司法建设的完善,推进当今司法建设的公平、公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通过对我国古代录囚制度的分析,对录囚制度的发展历程,录囚制度的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借鉴相关的理论精髓来处理我国的刑事申诉管理问题,并提出如何优化我国刑事案件申诉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录囚制度;申诉管理;服刑人员;

  一.录囚制度概述

  (一)理冤为主的汉代录囚制度

  录囚制度始于东汉,录囚制度的根本在于防止冤狱,即理冤,没有其他的功能。是中国古代监狱和司法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主要是皇帝和各级官吏定期和不定期巡视监狱,对出现的冤情进行审录,也是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录囚制度也成了古代司法监察的雏形。汉代录囚制度最早的记载便是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奏献书》。据《奏献书》记载案例“淮阳守行县椽新邦狱”,淮阳郡守巡查新邦县,随狱史武外出办案的甲,由于武一直未归公梁亭校长丙认为是甲杀害了武,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便将甲押进监狱。郡守认为案件有冤假的可能,所以提出由新邦县新任县令对这个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不仅找到了案件真相抓捕真正凶手,而且为甲洗清了冤屈。在郡守巡查下县过程中发现了该案件的不合理之处,并且及时请新任县令重新审理,重新判决,虽然不是郡守专门进行的巡视县狱,也不是有郡守亲自审理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纠正,及时的体现出了录囚制度的本质,那便是理冤。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常用的平反冤滞、借以体现慎刑思想的法律制度,自汉朝定制成型之后,历朝统治者均极为重视,在封建后期更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会官审录制度[[[]陈倩.中国古代录囚制度浅探[J].法制博览,2018(21)]]。

  汉武帝时期录囚制度逐渐走向系统化。《汉书·隽不疑传》记载: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又《续汉书·百官志》: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注胡广曰:“县邑囚徒,皆阅录视,参考辞状,实其真伪,有侵冤,即时平理也。”史料记载表明,有冤屈就平反,没有冤屈就正常进行审理,这就是专门理冤的汉代的录囚制度。

  (二)理冤和降赦相结合的唐代录囚制度

  唐朝管理者使用儒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对于罪犯实行较为宽松的管理政策,以“仁”治国,实施录囚的次数要高于其他朝代,使得录囚制度能够在唐代得以完善,对当下的录囚制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唐朝统治者的录囚思想在一定上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朱孟静.试论中国古代悯囚制度[J].法制博览,2015(22).]]。

  唐代之所以执行录囚制度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唐代的统治者比较重视“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了防止各种冤假错案的发生而不断地实施录囚制度是首要原因;其次,唐代统治者认为执行录囚制度是一种“行善”的行为,能够积累福报,减少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后唐代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体现自己“仁爱治民”的思想,而不断地实施录囚制度,也是皇帝进行“仁政”的重要方式。在现有史料的记载统计中,唐代皇帝和各级官吏在整个唐朝260年之间,大规模录囚高达100多次,几乎每2-3年间就会有一次这样的举动。录囚制度以及其他的典章制度在唐代都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也很完备。作为唐代法制重要组成的录囚制度,不仅在唐代得到了完善,同时也呈现出了空前的盛况,自此,录囚通用,延至宋朝[[[]郭林虎.谈谈中国古代的录囚制度[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01).]]。

  “唐代虑囚似尚循汉世理冤之义……其初与汉制无大异。”唐代虑囚,即录囚制度,始源于两汉,但随着皇帝亲自频繁的虑囚行为,皇权在虑囚上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从而也是虑囚有着更完善的改变。皇帝在虑囚的过程中,为了彰显明君风范,体现仁德的光辉形象,通常会以赦免罪犯来体现。史见于“唐代虑囚之制有二:一大理之常职也。……一特赦也”。在《历代刑法考》中,沈家本将“虑囚”放在十二赦中。在唐代,虑囚不仅指理冤,同时还具备了降赦之意。原因是唐太宗在虑囚过程中,发现有300余名囚犯其罪可悯,便将他们放回家中,只有受刑之时蔡旭回到监狱中就刑,这些人并没有一个人私自逃跑,唐太宗认为他们还是有良知的,所以下令赦免了他们的死刑。

  汉代时,对录囚机关录囚的时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规定,都是由机关自己决定的。与汉代不同的是,《唐六典》中记载:大理卿之职,若禁囚有推决未尽,留系者,五日一虑。这就表明了,在唐代不仅对虑囚有了更深远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虑囚的期限和频率,从而避免了虑囚机关拖延行事。

  唐代录囚的职能主体及职责划分主要有三种:一是皇帝亲自录囚,论述了皇帝亲自录囚的情况以及皇帝亲自录囚的地域范围大多是在京城之地;二是皇帝遣使录囚,主要派遣刑部、御史台和中央官员外出录囚;三是司法机关和固定官员定期录囚。

  (三)明清录囚制度的变迁

  明清时期录囚制度发生的重大的变化,据史料明确记载,明初仍有录囚之事[[[]朱振辉,丁国峰.从古代录囚制度看刑事法律纠错程序的建立[J].求索,2013(03).

  ]]。明太祖曾经说过:“处理录囚问题应当谨言慎行,深入调查牢狱罪犯中的冤情,并审核其是否属实,对于不确定的案件,要进行反复审查”,明太祖要求大臣在阅读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要做到多次阅读案情,认真审核案情的真实状况,以事实理论为基础处理各种冤假错案。而且,明清时期的录囚制度不断吸取前朝的教训,已经制定出了相对完善的录囚体系,并且增加了会官申录制度。明代的《刑法》中曾明确记载:明成祖提出了会官申录制度。而且,明英宗时期还明确规定可以对冤假错案进行朝审。朝审主要是针对较为严重的冤假错案,地方百官也没有实际权力对其进行判决,而不得不将案件拿到朝堂解决,朝审的主要程序为在霜降以后由地方官员将冤假错案上报朝廷,由皇帝亲自决定何时进行朝审,并有皇帝钦点的大臣进行陪审,最终得出朝审的结果,对冤假错案进行定论。明清时期还规定了热审与大审的制度,主要针对还未进行判决的案犯的冤情,清朝这种独特的设计程序,体现了“明德慎罚,以德配天”的思想[[[]谭琛铧.录囚制度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启示[J].商,2016(09).]]。”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会审、热审、大审是区别于录囚制度的,但纵观历史的发展,对明清的史料进行核实可以发现,不论是会审,抑或是热审与大审都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而给予了罪犯一定的辩解机会,帮助其诉说冤情,这种理念与录囚制度的理念是相同的。所以说,尽管明清时期的录囚制度比唐朝与宋朝的录囚制度有很大的转变,但仍然具备慎罚恤刑的理念,是录囚制度的延续。

  (四)录囚制度的理论研究

  1.录囚制度的主要内容

  (1)录囚的时间

  按照时间对录囚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定期录囚与不定期录囚。汉朝实行录囚的时间通常是春秋两季。我国古代重视春季,提倡“一年之际在于春”的说法,认为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为了有个好兆头,往往会定于春季实施录囚制度,以慰民心。至于秋季实行录囚制度,也是有史料可查的,在《后汉书·百官志》中曾有所记载,每年八月份都会有大部分的被冤枉的罪犯被放出狱。而且,在《随书》的《刑法志》中也有一定的记载:皇帝每年秋季都会实施录囚制度。在每年的秋季执行录囚制度,能够对司法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不定期录囚主要出现在汉朝,即当出现天灾或者一些特殊冤假错案发生的情况下,对个别的司法案件进行录囚的状况,对于不定期的录囚,史料上也有所记载,在《后汉书·虞延列传》中表明:虞延在洛阳担任县令以后,对于阴皇后的弟弟所犯下的盗窃之事进行了公正的处罚,阴皇后的弟弟多次求情,虞延也没有网开一面,仍旧执行原来的判决,阴皇后弟弟便向皇帝告状,为此皇帝特意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审理,并做出公正的判决,认为虞延并无过错。针对因自然灾害而进行的不定期录囚,多由旱灾与日食等灾情而进行录囚,在汉代的史料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汉朝的一些史书已经有明确的记载:每当国家遭遇旱灾,百姓生活凄苦、民不聊生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之时,汉代的统治阶级便会决定到灾区进行巡视,对当地的司法管理进行审查,调查是否有冤录、滞录状况的发生,并且让那些被冤枉的百姓出狱,显示统治阶级的宽仁,力求得到百姓的拥护,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唐代时期,针对录囚制度体系的构建不断地得到完善,在司法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在农闲时期由司法部门进行录囚的惯例,农闲时期,刑部的官员便会到地方去巡视,考察民情,了解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是否有冤情出现,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地对相关的案件进行审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唐代的统治阶级在农闲时期还会对牢房进行检查,了解囚犯的生活,防止囚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或者寒冷而引发疾病,确保罪犯能够安全出狱。而且,在牢房的审视中,一旦发现冤假错案,视察的官员便会随时纠正。《唐六典》中曾记载:各个地区的囚犯,每年的正月都可以进行伸冤,每年的九月也可以进行伸冤。而且中央刑部与御史台同时具有到地方审查冤假错案的权利,以确保司法案件审查的公平性,对后世的罪犯管理与教化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运红.从汉朝“悯囚制度”看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J].兰台世界,2012(06).]]。

  (2)录囚的主体

  我国古代录囚制度具有多样化的属性,这种特点在唐代尤为突出,出现了官使同行,各个部门相互交错的录囚局面,而且,鉴于各个组织之间的相互交错,彼此之间还能够互相监督。唐朝的录囚主体相对冗杂:皇帝、中书部门、御史台、巡查部门、大理寺以及京兆府都是录囚的主体,而且各自针对的录囚对象也不相同,总体上,可以把唐代的录囚制度分为三大类:皇帝亲自录囚、有司录囚以及遣使录囚。唐代之所以形成这种录囚的局面,是因为唐代的自然灾害相对频繁,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缓和阶级矛盾,实现政治统治的必然手段。

  皇帝亲自录囚以及延伸。针对在京城内部发生的冤假错案,皇帝可以亲自进行调查并审理,但是皇帝亲自介入到冤假错案的审理中往往起不到实用价值,所以在唐代后期的司法管理中,皇帝亲自录囚的频率开始减少,而是将录囚的任务交给中书门进行办理,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利。开元年间,中书门开始介入到国家司法案件的管理当中,唐代出现了中书、门下、尚书相互制衡的司法管理局面,并且为了各个部门之间互相监督,中书门具有独立处理司法案件的职权。《南效赦书》中曾明确记录:凡是冤假错案,滞冤等现象都可以报到中书门下,让官员详细阅读案件记录,并对案件进行调查,皇帝会亲自过问。可以说,中书门下的录囚工作是皇帝录囚工作的一种延伸,是皇帝对其权利的下放,中书门主要负责的冤假错案的范围围绕在京城内部,后来延伸到京城的郊区,这种延伸的录囚制度也被各个朝代所使用。

  有司自录。对于京城在外地区的冤案的审理,主要有御史台进行负责。《新唐书·刑法志》中明确记录:冤假错案一旦上报,御史台便要及时地对其进行调查。而且,在御史台内部还设有台狱,在对冤假错案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还要对监狱的环境进行定期地审查与管理,这项工作内容与其他的执行录囚制度的部门是相同的。司法部门的官员直接地介入到冤假错案的调查中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而且能够提高调查的效率。尤其是唐代后期,皇帝已经很少亲自进行录囚了,御史台对冤案的介入是录囚工作的最直接的体现。《册府元龟》中曾明确记录:如果朝廷公布了关于实行录囚的命令,京城的百官应当立即执行工作。在地方上,唐代是由州县的领导官员负责录囚工作,在当代,地方的行政第一官员同时具备管理地区司法工作的权利,而且,当地司法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冤假错案案件的多少,是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对于地区司法公正性的监管主要依靠阅读案件记录以及录囚两种形式。

  遣使录囚。在中央规定的进行录囚工作的具体机构中,还分别设立了监察使等部门对区域范围内的冤假案件进行录囚。比如古代的御史,还有一些皇帝的亲信大臣以及皇子们的地方巡查等方式。御史台是国家规定的最高司法部门,也是执行录囚制度的最高管理部门。所以说,御史台到地方进行巡视是其行使监察权利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皇帝还会派他所信任的大臣与皇子到地方进行巡视,审查民情,了解百姓的冤情。与专门负责执行录囚制度的司法机构相比,这种由皇帝委任的巡视方式较为随意,往往是皇帝临时派遣,录囚制度经过演变,及至明朝,演变为会官审录,其名称虽有变化,形式也有革新,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魏丽.儒家“仁恕”思想在明朝录囚制度中的体现[J].黑龙江史志,2016(12).]]。

  2.录囚作为古代司法制度的优点

  (1)对冤案的平反,对被株连的无辜人员的权利保障

  录囚活动从本意上讲是“了解案件的冤情并及时地替罪犯伸冤”。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而且能够提高案件判决的公平公正性,防止平民百姓因为司法制度的黑暗而受到不公正的判决,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通过审判的及时,对监牢环境的关注也能够确保罪犯在狱中的人身安全,让其能够平安出狱。这种“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能够获得百姓的认可,获取民心。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一旦皇帝亲自介入重大案件,大臣百官为了自保,不得罪朝中重臣,不惹怒皇帝,往往对案件审查不严禁,找到罪犯嫌疑人便让其入狱,容易出现冤滞状况的发生,而录囚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确保司法的及时性与公正性,比如说汉朝的“楚王谋反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汉朝永平帝十三年,楚王开始反动朝廷,一大批文武百官纷纷入狱,其中不乏大量的冤屈者。皇帝大怒,百官惶恐,一些无辜的官员也将被牵连,无人敢去劝解皇帝。大臣朗对被牵连的冤屈官员表示同情,不惜自身安全劝解皇帝,让皇帝从愤怒的情绪中走出来,重新审理案件,及时地阻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提高了审理的效率,加强了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这些制度不仅在历史上对于纠正狱政管理失范行为、强化监禁监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且对于我国现行的包括看守所在内的监所监督制度,或多或少都有借鉴意义[[[]吴春雷,任苗苗.中国古代监禁监督制度考察[J].天津法学,2016,32(03).]]。

  楚王的谋反让汉明帝十分愤怒,审查此案件的大臣为了不继续惹怒皇帝,避免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都秉承“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个嫌疑犯”的态度,捕获了大量的嫌疑人,对其进行拷问,导致许多无辜的大臣与百姓被牵连入狱。大臣朗为了避免冤情的持续发酵,不惜冒着生命的安危去向皇帝求情,终于感动了皇帝,而后,通过客观的审理,解救了无辜的受害者。”

  在封建社会,对于这种冤假错案数见不鲜,很多无辜的百姓与大臣会受到牵连,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仁政爱民”,能够实施录囚制度,既能够解除很多冤屈,还能够促进古代司法制度的公正性,获得民心。

  上文曾经提到过唐朝曾发生过许多次自然灾害,毕竟封建社会工业发展不够发达,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老百姓都靠天吃饭,粮食是否丰收对于维护封建社会安定有重要的意义,农业的整体发展状态对阶级统治也有重要的影响。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平民百姓往往会流离失所,人心不稳,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也会经常发生,影响统治阶级的管理,如果此时能够实施录囚制度,体现统治阶级“仁政爱民”的思想,既能够降低监狱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还能够维护社会安定,让百姓感受到统治阶级对其的关心。在我国古代,通常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引发许多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行为,唐代在经过著名的“安史之乱”以后,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便开始走向萧条,社会矛盾日渐明显,统治阶级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社会现象,可以说,唐代每发生一次自然灾害,统治阶级便会实施一次录囚制度,二者呈现出了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尽管表面看来,实施录囚制度是为了积累福报,但更为深刻的认识应该是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宽松的司法制度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地位。而且,录囚制度的执行,的确能够解决很多冤假错案的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唐代统治者经历过“安史之乱”以后,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录囚制度的推行,能够让平民百姓感受到统治阶级的“仁和”,拥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2)对古代监狱管理的监督和酷吏的发举

  录囚除了对刑狱理冤消滞有积极作用外,也可以让皇帝得到体察法律运作情况的机会,进而知悉刑狱的不足之处和司法狱政官员的业务水平、办案情况,因为封建人治社会中皇帝即是法律的来源之一,皇帝可以随意制定和变更法律,因此通过录囚活动让皇帝得知国家司法运行的情况则给了皇帝思考革新的空间。从这一方面来说,录囚制度对于监督司法官员和狱政官吏、完善法律和狱政制度有着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

  《旧唐书》有载:“高宗又尝亲录死囚,前卿所断者号叫称冤,临所入者独无言。帝怪问状,囚曰:‘罪实自犯,唐卿所断,既非冤滥,所以绝意耳。’帝叹息良久曰:高狱者不当如此。”这段历史记载说的是唐高宗录囚时,前任大理寺卿所断案件有多人喊冤,只有唐临断决的案件,即使是死囚也没有怨言,并称唐临所断的案件无冤无滥,唐高宗称赞唐临说,执掌刑狱的官员就应当这样。可见这种做法对促进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库尔班白克·艾尼瓦.中国古代悯囚制度漫谈[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2).]]。

  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统治者通过录囚至少可以了解司法人员断案的效率和质量,能从中考评司法官员的断案水平。同时皇帝录囚其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去监狱体察最基层的囚犯,直接接触到讼狱的现实状况,体察法律实施的各种情况利弊,从而能直观的对上层法律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有了第一首资料,进而为国家法律政策提供参考,也有了通过皇帝省思司法革新的机会。

  在唐代历史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件因为皇帝录囚而修订刑律的事件:“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又旧条,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二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联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砖是玄龄等复定议曰:「按礼,孙为王父尸;按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上文说的是房强因为弟弟谋反,按照当时刑律应当从坐当死刑,太宗在录囚时怜悯他的遭遇,令房玄龄等大臣研究连坐的法律条文,弟缘坐处死、恶言犯法者,祖孙缘坐配役之法修改为:“谋大逆者,祖孙、最后将旧律中的兄兄弟缘坐俱配役;兄弟只需要缘坐配流。”并且唐太宗经过此次录囚变更了死刑的量刑:“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最高统治者往往能够通过录囚制度的执行来分辨出司法体制还存在哪些不规范之处,可以说,皇帝决定执行录囚制度不仅是想了解是否存在冤情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做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对国家的司法体制的确立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录囚实施情况的关注能够掌握国家司法的运行情况,了解文武百官的法律管理能力,一旦发现任何纰漏,能够及时地进行处理。可以说,实行录囚制度对古代司法制度的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录囚制度在为皇帝提供了解司法制度的同时,皇帝通过让大臣去对冤假错案进行审理,能够随时发现百姓的疾苦。唐代的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皇帝委派大臣到地方视察冤假错案,能够维护社会安定,了解百姓的生活状态,对其进行安抚。由此可见,录囚制度是传统中华法系的用以纠正冤狱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王烨.录囚制度对现代刑事纠错制度的启示录囚制度对现代刑事纠错制度的启示[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8(01).]]。

  二.现代服刑人员的申诉概述

  (一)现代服刑人员申诉的概况

  1.刑事申诉的概念界定

  “正名通常是一切思考的开端[[[]胡铭:《刑事申诉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古语亦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任何研究的开展都应以概念为起点。

  对于“申诉”,《现代汉语词典》作了给出了相关的定义:一是被告当事人或者其他行为主体针对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有所疑义的情况下,按照法律依据向司法部门提出重新进行案件审理的诉求;二事针对国家政府官员、党员对于自身受到的相关处分表示异议的情况下,而向上级机关提出的重新审判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51页。]]。因此“申诉”并非是法律专有词汇,其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大体可划归为两大类别与三大领域。两大类别即诉讼申诉与非诉讼申诉。非诉讼申诉,通常涉及两大领域即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过程中引发的申诉,具体是指有关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因对国家机关或政党团体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而向相关部门提出具体请求的陈述,是一项民主性权利。诉讼申诉,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对不服司法机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裁定、判决,可以请求获得重新处理的权利,由于诉讼申诉的提出会产生诉讼上的法律关系,所以是一项诉讼性权利。依据申诉请求性质的不同,诉讼申诉又可细分为民事申诉、行政申诉和刑事申诉。

  刑事申诉是保障申诉人诉讼权利的一项救济制度[[[]王东风,杨立新,李洋.刑事申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6(02).]],查阅《刑事诉讼法》可知“申诉”一词散见于多个条文之中,如第115条规定了在侦查期间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五项行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第176条和第177条规定了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第264条规定在刑罚执行中罪犯可以提出申诉,对此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处理。

  可见,申诉涵盖了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监督和执行等各个阶段,这也是广义“刑事申诉”概念的直接依据。对于广义概念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立足法条规定将“刑事申诉”区分为刑事公安申诉(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不服的申诉)、刑事检察申诉(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刑事生效裁判申诉(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第二,界定“刑事申诉”概念时排除了对侦查的救济,认为“刑事申诉”应当是指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的一种请求[[[]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8页。]]。有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其认为立法中对“申诉”一词的使用并不规范,对侦查行为的救济是否应称为“申诉”,是否可用“申请复议”“申请司法审查”等概念代替还需进一步研究。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一直面临法律供给严重不足、监督效果不佳等问题[[[]王祺国.论刑事申诉制度的诉讼化改造——以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为切入点[J].法治研究,2018(02).]]。

  虽然广义“刑事申诉”概念之诠释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申诉是刑事申诉的应有之义与重中之重,构成“刑事申诉”概念的狭义理解,本文即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狭义的刑事申诉“是指申诉权人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不服,以书状或口头形式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该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并要求重新审判的行为。”也有论著指出“申诉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处理的一种请求。”二者虽然具体的表述方式不完全一致,但均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进行界定,本质含义都是相同的,都包含了刑事申诉主体、客体、受理等基本要素。

  2.现代服刑人员申诉的基本要素

  (1)申诉主体

  依据第241条规定,申诉主体包括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可知“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同时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第371条规定,案外人认为生效裁判侵害其合法权益也可以提出申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申诉主体的规定是完备且合理的,三类申诉权人在刑事诉讼法中都可以直接找到各自确切的含义,而无需援引其他法律,且申诉主体的立法设定充分考虑了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首先,当事人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一方,是生效裁判的直接利害相关者,赋予其申诉主体的地位合法合理;其次,若存在当事人不能或不便申诉的特定情况,如当事人系未成年人、在监服刑或死亡等,此时由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代为申诉不仅必要而且必需;最后,为了保障裁判可能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法律允许案外人提出申诉,避免了案外人救济无门情况的发生。

  (2)申诉客体

  申诉客体即申诉的目标指向,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其一,申诉的客体必须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这就将审判监督程序中的申诉与广义的刑事公安申诉、刑事检察申诉区别开来,构成界定狭义刑事申诉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反映了申诉产生于审判程序之后,无审判则无狭义的刑事申诉可言。

  其二,申诉的客体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此处强调的是裁判的效力性,这是申诉与上诉的不同之处,上诉的客体是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判决、裁定。这表明狭义申诉的提出,意味着案件已经走过了必经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对案件已经作出了具有拘束力的裁判,在法的安定性理念或判决既判力原则下,当事人理应受此约束,除非具备可申诉的法定事由。

  (3)申诉受理

  申诉受理方是申诉引起的诉讼法律关系中与申诉主体相对应的另一端,根据法条规定可知我国采取了“法院+检察院”的双主体模式。具言之,申诉人享有选择权,不服生效裁判的既可以向人民法院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于法院而言,根据《最高法解释》第373、374条规定,受理主体包括三种情形:其一,原则上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这主要是考虑到终审法院对案件更为熟悉,受理审查效率高;其二,申诉可以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受理,这种情况发生在申诉权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且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情况下,以便提高受理审查质量,同时节省了申诉流转的时间;其三,死刑案件的申诉,则由原核准的法院受理,这同样是考虑到核准法院是裁判的最终确认者,实则是终审法院受理原则的另一层含义。

  于检察院而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检规则》)第593条同样规定了三类受理情形:其一,原则上申诉由与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同级的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受理,这是为了保证提出再审抗诉主体的合法性;其二,上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前提是申诉人直接向上级检察院申诉,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这与法院受理中上一级法院受理有一字之差;其三,对于不服死刑终审裁判且还未执行的申诉,由监所检察部门受理,以便利罪犯申诉权的行使。

  (4)申诉效力

  申诉效力是指申诉的提出对于生效裁判的影响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判决、裁定的执行并不因申诉的提出而停止。如此之规定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60条规定了不停止执行,即“提请再审申请的,不阻碍判决的执行[[[]岳礼玲、林静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法律规定往往折射出其蕴含的司法理念,申诉效力的设定反映了立法者推崇遵循法的安定性。德国法学家考夫曼在著作《法律哲学》中指出,法的安定性的要素之一是不变性,对于此处的“法”理应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适用法时作出的判决、裁定等。法的安定性要求法律不可以朝令夕改,在法院裁判上体现为判决的既判力。倘若生效裁判仅仅因为申诉便停止执行,势必会涌现大量借申诉之名行阻碍裁判执行之实的申诉泛滥现象,更重要的是司法权威将荡然无存。

  3.现代服刑人员申诉制度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位阶低

  法律位阶是从纵向角度对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等级的划分,位阶的高低代表着效力的大小,这为处理法律文本间的冲突提供了规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也正因此,某一法律问题能否被规定于较高位阶的法律文本中,往往也反映出立法者对该法律问题的重视程度。对于刑事申诉审查这一法律问题,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申诉,且有关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但这仅仅是普遍意义上的申诉权;第二位阶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本文所指的刑事申诉问题作出了两条规定,第241条规定了申诉的主客体、受理与效力,第242条规定了五项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申诉情形;处于第三位阶的司法解释由于解释主体不同在条文规定上各成一派,有学者直接指出似乎最高检在刑事申诉审查方面的工作流程更加规范,也更公开透明,相反在实行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的法院,却在此方面缺少对具体操作规则的公开及说明;此外,《最高检规则》和《最高检复查规定》等效力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对刑事申诉审查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较多的规定。由此可见,在刑事申诉审查这一问题上,法律规范呈金字塔结构,具体的审查流程由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承担,虽然这符合法律规范精简的要义,但也反映出立法者对待刑事申诉审查问题的态度和倾向。

  (2)法律规定分散化

  从法律规定的发布主体看,刑事申诉法律的发布主体并不唯一而是包括全国人大、最高法和最高检。由上述我们可知,全国人大发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未设专门的章节规定刑事申诉审查程序,甚至对于“申诉审查”一词都只字未提。由于缺乏基本法律规范作为指引,且在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均可以受理申诉案件,因此司法实践中最高法与最高检都各自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以指导申诉案件审查工作,这是法律规定分散性的第一个体现。从具体的规范文件来看,最高法与最高检均未将刑事申诉审查统一至一部法律规范中,而是散见于各个类型的法律规范。最高法的相关规定有《最高法解释》《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前者在第十七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围绕审查前后的相关事项作出规定,但却缺乏审查环节这一关键程序的具体规定,后者规定了申诉材料、审查受理主体、符合决定再审的申诉情形等事项。最高检的有关规定有《最高检规则》《最高检复查规定》《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等,其中《最高检复查规定》下设七章对于检察院的申诉审查工作作了相对集中的规定。刑事申诉法律规定的分散化不仅造成立法体系上缺乏系统性,还无疑会在法律适用中造成不统一甚至冲突的障碍。

  (3)法律规定原则化

  法律规范具有指引作用,不仅指公民借用法律指引自己如何行为,更体现为法律规范应该能有效指引司法机构及司法人员如何行为,这就要求法律规定应当明确、具体。而通过分析现有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刑事申诉审查的相关规定多是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与可评判性。具体而言,刑事申诉案件审查标准缺失,导致审查标准与再审标准混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申诉案件进入再审的机会。再审通常涉及改判而影响裁判的既判力,因此设定较高的再审标准是适宜的。但申诉审查程序的定位更多是一种救济渠道,太过审慎而适用再审的高标准就会使申诉审查程序被虚置;刑事申诉的时效和次数缺乏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既使得一些案件由于提起申诉时间过晚而无从查证,也使得司法机关面对无限申诉及无理缠诉疲于应对而影响处理效率;申诉立案审查等衔接制度规定模糊,法律虽规定了申诉符合法定情形的应当再审,但程序间的具体衔接却一略而过,刑事申诉程序间衔接的不畅使得审查环节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关键性作用;刑事申诉审查方式规定的缺漏,给审查机关“走马观花”式的审查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刑事申诉案件审查质量难以得到保障,这又极易引发再次申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等等。

  (4)法院领域存在的问题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373条,在法院受理刑事申诉案件的情形下申诉主要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有学者指出: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本质而言具有强烈的行政化内部审查色彩,而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程序,当前这种自我纠错机制的设定存在以下弊端:

  主动性不足。基于趋利避害的基本行为模式,实践中终审法院审查申诉案件往往表现得十分被动,导致错案发现不及时或对错案视而不见的现象普遍存在。趋利避害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至于趋利避害,畏死乐生,亦复均也”,因此趋利避害成为人行为时的基本出发点,司法人员亦不例外。在法院系统,各级法院往往会根据需要制定绩效考核办法,以黑龙江《全省法院绩效考评规则(试行)》为例,根据第6条规定可知省法院对各中院考评中,审判工作占总分值的53%,其中审判质效占18%,第9条规定了各级法院对本级部门考评的主要内容,对于审判业务部门而言主要考核办案效率与办案质量两方面,前者包括年度结案率、法定审限结案率和申诉和申请再审率等,后者包括被改判发回重审率、错案、案件发生有理访情况等。因此在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下,终审法院为了拿到较高的考核分数往往会对申诉案件采取消极处理的方式,甚至可能会否认或掩盖裁判时所犯的错误。即使申诉案件的处理人员并非是错案的制造者,也会囿于部门利益或碍于同事关系而持推诿或回避的态度,更不用指望审查人员会积极主动地触碰申诉案件这个“烫手山芋”。由此可见,终审法院自我纠错的申诉审查制度违背了人行为的客观规律,造成审查过程中主动性不足影响了错案的及时发现与纠正。

  中立性缺失。终审法院审查申诉案件违背了审判中立的刑事诉讼基本原理,审查主体不超脱导致的中立性缺失直接影响了审查结论的正确性,更易因申诉人的不信任而造成申诉滥的现象。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为构建现代刑事诉讼关系所倡导,这源于自然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虽然学界对于程序正义究竟涵盖哪些具体要求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英国古典自然正义的“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平等听取双方的意见”是被公认的核心要求。“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即是指争议的裁决者不应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倘若存在利害关系,裁决者极可能违背事实、法律而作出于己有利的裁判。即使个别裁判者能做到依法公正裁决,争议双方也难以相信裁判是公正无偏私的。因而,终审法院审查刑事申诉案件造成了法院角色重叠,终审法院既是原审的裁决者又是申诉案件的审查者,自查自纠模式违背了回避原则,而且法院审查时难免会受到原先裁判的固有影响而先入为主,无法超脱性地重新看待申诉案件。同时,法院自我纠错的制度设计使其难逃“瓜田李下”之嫌,申诉人会因不信任而不服申诉处理结果进而不断申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法院审查申诉案件的精力,加大了漏查错查的可能性,不利于冤错案件的纠正。

  (5)检察院领域存在的问题

  《最高检规则》第593条规定了同级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负责办理申诉案件,而《关于加强和改进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肯定了申诉检察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刑事申诉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多重意义。然而,检察机关履行刑事申诉检察职能的实际情况却与法律规定不相一致,表现在:

  刑事申诉检察职能弱化。《刑事诉讼法》第3条职权原则和第8条法律监督原则赋予了检察机关两大职能,即控诉职能与监督职能,而《意见》第17条规定应“推动形成申诉检察业务与其他检察业务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这表明两大职能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然而,从检察工作实际看,监督职能尤其是刑事申诉检察职能的履行差强人意,职能弱化问题十分突出。何家弘教授通过梳理近年有广泛影响的20件冤错案件,发现受理申诉并推动错案审查与纠正的机关主要有公安、法院、检察院、政法委和监狱,其中检察机关审查申诉并推动纠正的仅占20%。无独有偶,有学者总结了近些年有较高关注度的47件重大刑事冤错案件的监督纠正方式,其中因申诉而抗诉纠正的仅有2件。申诉检察职能弱化的背后既有思想观念在作祟,如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打击犯罪而轻保护人权、重指控犯罪而轻诉讼监督等,也有权力配置不科学的影响。具体而言,2000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中,最高检实行控申分设但并未对下级院作出要求,实践中出于节省办案资源、高效办理等考量基层院通常只设一个控申部门,既受理申诉,又受理举报、控告、自首等,还要承办刑事赔偿事项等,这种职能大而全的机构设置无疑分散了刑事申诉审查工作的办案力量,甚至会产生混同申诉检察职能与控告检察职能的情况,致使将申诉案件作为普通信访案件处理,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申诉检察职能弱化。

  刑事申诉检察职能异化。与刑事申诉检察职能弱化相对照的还有一种极端现象,即检察机关实践中片面强调维稳而导致申诉检察职能异化。目前我国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十九大中总书记用“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总结了法治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然而法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仍存在个别司法腐败与不公的现象,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刑事冤错案件就是例证,它进一步引发了缠访闹访、极端申诉等,成为和谐社会的隐患。司法实务中,为了缓和矛盾、服务大局,避免涉法上访或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有的检察机关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尽可能满足申诉方的要求,甚至对明知不符合抗诉的申诉案件提出抗诉。这种将申诉检察职能异化为维稳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会将申诉产生的矛盾转移至更高级别,最终会加剧申诉人对司法的不信任。而且,这种做法是对刑事申诉检察职能的误读,检察院开展刑事申诉审查工作既应畅通申诉诉求的救济渠道,及时发现并纠正冤错案件,积极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依法客观公正地办案,维护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确保办理的申诉案件能够经得起检验。这是申诉审查工作的本质要

  4.申诉制度的社会功能

  (1)发现冤错案件,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的灵魂与生命线,是司法活动过程中的根本价值取向,因为它是社会公正的要件,是法律公正的载体,是司法本身生命之所在[[[]董开军:《略说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司法权威之关系》,载《人民法院报》(第5版)2015年5月20日。]]。一般而言,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结果公正,要求裁定真实、准确,正如田口守一教授曾说:“刑事审判必须以真实事实为基础,真实主义是正义的价值,法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体现的便是程序公正的要义。

  对于刑事申诉审查制度而言,其制度设计的首要目的就是发现冤错案件,推动申诉案件获得重新审理以还原案件的实体真实,同时这一程序过程应当遵循公正的独立价值要求,因此实现司法公正即是刑事申诉审查制度的第一大功能。首先,实现实体公正的功能是以冤错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为前提的。这一观点为何家弘教授所主张,他认为司法裁判是依据证据对已发生事实的逆向认知活动,而现实是证据常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案件事实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具有模糊性,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出现偏差也就在所难免[[[]何家弘、刘译矾:《刑事错案申诉再审制度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3页。]]。而刑事申诉审查通过重新核查案件有助于发现案件裁决存在的错误,修复受损的实体性利益。其次,贯彻程序公正也是刑事申诉审查制度所应努力实现的价值功能。毕竟通过公正的诉讼程序达到公正的裁判结果,才是司法公正的精义所在,才是司法公正现代化努力追求的境界[[[]邓颖:《刑事申诉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在刑事申诉审查过程中,公正的程序可以使申诉各方有序地参与审查过程并畅通地发表意见,使各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获得居中的裁决,使审查结果能够及时地依法作出以避免不必要的拖延,等等。

  (2)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和谐

  司法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下位概念,是创建和谐社会在司法领域的具体指向,其归根结底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它要求司法裁判应力求实现案结事了的理想司法效果。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说司法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为了追求这种良好的艺术效果,司法理应畅通诉求表达的通道,使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能够及时地进入司法程序,裁判者通过理性的司法程序疏导当事方的情绪,调和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和谐之景象。

  于刑事申诉审查制度而言,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司法和谐之所以为该项制度的重要功能,其必要性源于两方面:其一,申诉量多、申诉不止表明社会矛盾客观存在且亟需有效化解。现实中既有申诉人认为裁判确属错误而不惜散尽家财坚持申诉,又有因存在法律认识误区而无法接受裁判所引发的申诉,更有甚者只要未达预期目的就决不罢休的反复无理申诉等。这表明即使裁判业已生效但社会矛盾仍有存在空间,而申诉审查过程就是一个吸纳争议、化解矛盾的过程,审查人员依法受理、审查申诉案件尊重了申诉人的诉讼地位,使其对立情绪得到缓解,通过释法说理实现服判息诉进一步化解了社会矛盾,统一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其二,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下,申诉审查程序的设置能够一定程度上克服矛盾解决不足的弊病。相比于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或地区,两审终审虽然促进了诉讼活动的高速运转,但也因只赋予诉讼参与人一次上诉的机会,造成矛盾纠纷化解不彻底的潜在风险大量存在。虽然有学者对建立三审终审制提出了具体设想[[[]顾永忠:《刑事上诉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238页。]],但当前我国审级制度尚无法作出根本变革,鉴于此申诉审查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司法活动中社会矛盾的一个调节阀,是创建司法和谐的重要一环。

  (3)筛选分流案件,平衡司法资源

  司法隶属于人类进行的社会活动,也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才能向社会供给司法产品,因此司法活动也是一项投入与产出的过程,这其中耗损的司法资源具有一般资源的共同特征即有限性或稀缺性,当前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推广以实例证实了这一点。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包括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及与之相关的司法财政保障资源,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有限而不可无限支取的,因此为了保障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协调运转必须平衡好司法资源在各项的投入。

  在刑事再审之前设立刑事申诉程序有多方面的考量,如贯彻两审终审制、维护裁判的权威性、确保司法的公信力等,但不容置疑通过审查案件以平衡司法资源的投入同样是该项制度的重要功能。现实中法院或检察院每年受理的申诉案件是巨大的,如果这些申诉案件大量涌入再审程序,除去对两审终审制的冲击,单从司法资源的角度来看,审理程序的重复劳动既是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也是司法资源所不能承受之重。而刑事申诉审查制度则是用以平衡司法资源的一套筛选分流机制,具言之,审查申诉主体资格,包括申诉人身份的真实性和法定代理人的可靠性,以保证刑事申诉案件的立案之本、立命之源[[[]白泉旺:《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审查申诉材料是否合规,对不合规的告知补充,拒绝补充且无正当理由的则不予审查,以使得申诉合乎形式要件而有理有据;审查申诉案件的管辖归属问题以保证审查的合法性与合适性;审查申诉案件的实体性问题,不合法定情形的说服撤回申诉,坚持申诉的书面通知驳回,以确保司法资源投入的有效性,等等。可见,申诉审查程序从形式到实体的一系列筛查如同一个漏斗般筛掉了大量申诉案件,使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投入到那些可能发生冤错的案件中。

  (二)现代服刑人员申诉面临的困难

  1.“罪犯”申诉权无保障

  罪犯申诉难是指囚犯因主张自己的权益而进行的多次申诉和长期申诉后,没有相应的渠道可以交至执法机关,以至于他们的申诉材料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杳无音讯。浙江的张氏叔侄案件,申诉人张高平在狱中拒绝认罪减刑,从2003年以后的七年间不断的递交申诉状,为自己的冤屈鸣不平,直到后来才引起了检察院的注意,最终因为查不到申诉的记录,只能重新申诉。同样的情况,贵州杨明杀人案件,杨明从2009年在监狱中申诉,并以自杀方式相威胁,监狱方面才同意帮助他寄送申诉材料,直到2015年在含冤20年后才还他清白,被判无罪。杨明共计写了700多封申诉状,只有一封被贵州高级人民法院收到并驳回,其它的申诉状均不知去向。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监管人员需服从上级的判决,认为他就是有罪。在监狱的管理细则中,允许囚犯提出一些意见和控告,但这仅限于服刑之中发生的问题,而对于自己没有违法犯罪的事实,监管人员一般不会主动接受并认可,甚至不予囚犯投递申诉材料。另外监管人员只具有申诉材料的消极转交权,没有自主审查申诉是否合理的权力,而具有相关权利的法检机关再判决罪犯是否有罪时会收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对于如何处理申诉,何时处理申诉,还不能明确地对申诉主体进行回复,所以申诉罪犯可能回面临漫长的等待。使得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尤其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申诉检察工作重点问题的明确规定,使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法律监督属性更加凸显[[[]穆红玉.刑事申诉检察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21(01).]]。

  2.申诉管辖不明确

  从中国法律案件受理范围的来看,申诉的行为主体有权利向司法部门对于已经发生的判决提出质疑,而且针对申诉的顺序不应该受到限制,司法部门对于申诉顺序方面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的诉讼法律中曾明确规定:关于申诉案件的执行工作应该由做出判决的相关法院来处理。直接向上级法院申诉的,上级法院可区分不同情况,或者交原终审人民法院审查,或者直接受理、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一般向原终审法院提出,没有限制当事人向其他级别的法院提起申诉。表面上看有多条申诉途径,当事人的申诉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但事实呈现的是各级法院、检察院以“无管辖权”为由拒绝接受申诉状并且相互推诿。

  3.申诉条件苛刻

  在实践过程中法律规定的几项情形重审与法检启动再审的“确有错误”的情形相对较为严苛,虽然《刑事诉讼法》第242条和刑诉解释第375条明确规定了申诉立案后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但是对于处于弱势的当事人来说仍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刑事诉讼的申诉主体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委托代理律师代为进行。在我国目前发现的即时起冤案中,被告人会被法院判定需承担刑事责任,主要在于被告人自身无不在场证明,侦查、检察人员也忽视了一些证据疑点,所以想要从被告一方重新获得新证据来重审十分困难。多数的冤假错案发生时间都很久远,被忽视的证物没有得到相应保存,即便是当年证据得以保存,当事人及律师要求重新鉴定往往是困难重重。刑诉解释第376条对于新证据的认定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即便新证据的获得、认定都确认该证据为新证据了,新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和证据能力的大小,以及是否能证明原判事实认定有误,定罪量刑有偏差,依然决定着是否能启动再审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的判决”。那么“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据之间有矛盾”这样的再审条件可以说是一纸空文。人民法院既依法做出了有罪判决,就表明了法院认为案件的证据是确实充分,且合理的,以该理由提起申述,法院会接受否定自己的判决?答案可想而知。针对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等行为,是具有对向性,被告及其代理人该如何收据此方面的证据呢?

  4.法院不愿接受申诉

  法院不愿接受申述启动再审程序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于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司法过错责任人。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审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规定,审判终结的刑事案件,如若经申诉且审查后被认定为冤案,进入再审程序,那么案件经办的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审理法官都需要因此承担司法过错责任。所以进入再审程序的按键,最终当事人被认定无罪,负责案件的经办人、乃至整个法院都将被追究相应责任。第二,国家赔偿。除责任人承担司法过错责任外,做出原判决的人民法院还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1条明确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第三,在人民法院系统考核中,有刑事错案的人民法院考核成绩会因此下架。基于以上三点,人民法院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责任承担,所以不愿接受申述,更不愿启动再审程序。

  5法院不敢接受申诉

  法院之间的上下级存在本是监督与被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然而当法院内部案件需要做出请示汇报的情况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监督,而演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法院已然成为一个利益的整体,下级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出现异议,不知如何裁决时,通常会倾向于联系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会给出判刑意见,下级法院采纳意见并做出生效裁判。在一些案件调查处理中上级法院通常会采取“报批”、“内审”等方式调查,从而做出对案件的判刑意见,而下级法院直接按部就班的照着上级法院对案件的处理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上级法院对案件的指导与监督演变成了下级法院代为审批权的借口,这不是法律所倡导的。一旦案件生效后,冤案错案即使发现了,法院为了维护上下级之间牵扯的利益,也不会贸然接受申诉启动再审程序。

  抛开法院系统本身,法律上制定的规定是约束公检法三机关互相监督、分工负责、相互约束,而实际上则是监管不利,相互配合。最高法院颁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突出强调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然而现实是政法委带头,三机关联合办案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我国仍以侦查为主要中心的诉讼模式。最终法院丢失了本身特有的独立性,“牵一发而动全身”,重审相对于是对抗政法委,必然会牵扯更多的利益,案件的改判会让推动此案维持公平的人无法进行,再审程序的启动难之又难。

  三.古代录囚制度对我国现代申诉管理的借鉴

  (一)司法理念的借鉴

  录囚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随着朝代的不断变化,古代的法律制度也在逐渐的完善,慢慢的形成了像慎罚、人本至上、公平公正化的理念,并将这些理念应用在录囚这一法律制度中,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当代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于冤假错案的纠正,在案件的受理、审讯、上诉到复审过程中,有法官回避制、录囚制、乞鞠制以及专门的司法监察制,加上对司法官吏的选任考课、奖廉等以及道德教化等方面进行多元制约,也对于司法理念的完善有了参考价值[[[]李梅,张红扬.中国古代司法腐败防治机制及思想的历史考察[J].法制与社会,2015(33).]]。同时,将古代录囚制度引入到现代服刑人员的申诉管理中,有利于保障嫌疑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实现我国司法体制的民主化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1.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意识,影响和促进着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它源于西周时期,“明德”主要是要求帝王要严以律己,以德为主施惠于民,“慎罚”则是要实事求是,依据实际情况施加惩罚而不是对刑法的肆意滥用,因此明德慎罚也是作为衡量一个帝王是否为明君的标准。明德慎罚的思想具有前瞻性,它在纠正冤假错案的基础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统治。

  良好的制度也需要适合其发展的环境,尽管明德慎罚思想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往往在执行上很难要求所有官吏都能明察秋毫、维持公正,因此通过录囚,再结合奖励与追究责任的方式来评判官吏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官吏的执法自觉性。

  2.人本至上

  明德慎罚其实质思想是对刑罚权的约束,它既可以惩治各种违法犯罪,也可以保障人权不受侵犯,因此明德慎罚是一种基于人本至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惩治违法犯罪的过程中,以公平公正的原则,既要惩处犯罪事实,也要维护罪犯应有的基本权益。

  现如今我们处在一个法制健全的人道主义社会,各种野蛮执法,残酷刑法已不复存在。但是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却经历了这种从无到有的残酷刑法。从奴隶社会开始,统治者往往以“代天行罚”的封建迷信谎言,来实现他们的权力统治。随着封建制的建立和法家思想的出现,更是将这种所谓的“神的旨意”的惩罚推崇至极,统治者更加肆意妄为的实施重刑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种刑罚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的行为,残酷的刑罚手段一度成为所谓的整治犯罪、稳定国家治安的一种有效方式,这样的方式无疑是违背人本至上的人道主义准则。随着儒家思想的出现,一些统治者认识到一味的残酷重罚只会加重社会矛盾,因此他们采取了慎刑的方式,这时录囚的法律制度才慢慢开始发展起来,统治者制定了一些约束制度,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审理罪犯,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也因此安抚了百姓,逐渐的起到了以人为本的统治原则。尽管录囚制度的并没有完全杜绝酷刑的实施,但也体现出了古代统治者在逐渐重视人性这一方面的改变。

  3.公平公正

  我国古代的“法”字写法复杂,它的字形由“氵(水)”“廌(zhì)”“去”三部分组成,“水”代表执法公平如水;“廌”就是獬豸,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能明辨善恶是非的神兽,“去”代表是去除坏人的意思,其最核心的意思就是法要以公平和公正为基础。录囚制度是通过对冤假错案的纠正,一方面维护着司法权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公平公正,但它的实现仍要通过必要的措施和相应的制度。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正义的保障有据可依,汉武帝时期的录囚制度通过制定措施使得受冤之人得以洗白,犯罪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惩恶扬善并维持了正义。通过将录囚制度的实施与官吏的责任追究联系起来,实施层层监督,使得官吏执法以身作则,以正义为执法的根基。

  (二)制度理念借鉴

  录囚制度不仅仅在司法理念上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在制度的设计上也有借鉴价值,在朝代的更替过程中,通过对录囚的时间、管辖、主体以及程序等方面的制度实行全方位的详细规定,从而避免了错误并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1.录囚规定的全面性

  在历史上录囚制度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施,通过定期的录囚,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一些冤假错案,而不会将错案冤案积压很长时间以至于达到无法处理的状态,同时不定期的录囚也会大大减少疑似冤案,从根源上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录囚的管辖也是通过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中央负责京哉地区的监狱并且监管地方监狱,并通过指派中央官员对地方的监狱实施监督,通过专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检察机关共同录囚,实现冤假错案的纠正。自我审录是各级监狱进行冤假错案的筛选与判别的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往往存在无暇过细的处理众多案件以及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上级部门也往往通过辅助的方式来进行录囚的监督,在依法巡检的过程中主动发现冤案,避免了申诉者被黑暗势力的欺压和申诉的低效率。申诉是录囚的主要方式,通过申诉可以启动录囚程序,也会弥补了巡检过程中遗漏的冤假错案,这也体现出了录囚制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2.录囚管辖的体系性

  先秦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的主要特点是权力是由皇帝以及他的中央政权所掌控,形成了从上至下的垂直管理控制体系,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将权力的集中化管理,在录囚的执行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录囚都是归于皇帝的司法监督体系中,从形式上实现了纠正冤假错案主体的垂直领导。

  3.录囚主体的中立性

  从录囚制度的实施来看,其主体主要有刑部、大理寺、京兆府、皇帝及其委派的中央官吏、县官、中书门下等进行录囚,另外一些司法监察机构也可以依据其职能进行录囚。

  中央辖区的录囚是以皇帝及其委派官吏为主进行实施,地方辖区则按照行政区的上级官吏监督下级进行,排除了管辖区的异议,实现了录囚各个主体的中立性原则,也保持了录囚主体的客观立场。除了司法体系内部的监督管理以外,也可以通过司法体系外部对录囚进行监督,比如皇帝派遣皇室成员参与录囚,对司法体系的录囚中出现的不公正进行监督。不同的录囚主体的设置,使得录囚参与者能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对案件进行审视,从而做出公正的判断。

  御史台通过监察行为参与录囚,也体现出了它的中立性。监察制度从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由中央派刺史对其辖区进行司法监察。唐朝时期,朝廷的中央御史台也肩负着录囚的职能,而地方则是派监察御史到其辖区的州县进行巡查。据此可知监察的职责则是通过巡查监狱,审理囚犯,并承担着录囚的事务。监察制度最初是为了约束行政权力,它既具有行政监察职能,也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能。监察制度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官官相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都是在中央设置最高监察机构,由皇帝直接管辖,实现了垂直领导的模式,监察体系与权力执行体系相分离,保证了各自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共同为录囚的公正性实现其价值。

  4.录囚方式的主动性

  录囚制度受古代司法环境的影响,体现出了它应有的主动性。我国古代司法不独立存在,三大专门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都是隶属于皇帝管辖之下的最高掌控者。由于我国古代司法和行政不分离,通常是行政主体主导司法行为,因此司法权是行政权的附属,大多数司法制度都包含着行政化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主动性,因此录囚是对冤假错案主动纠正的一项制度。录囚制度不仅仅受到古代司法的大环境下所引发的主动性,它本身的一些制度也是要求官吏要主动对各级监狱进行巡查。它的主动性要求上级官吏,乃至皇帝都要及时的对冤案错案进行纠正,为了提高录囚的效率以及避免在录囚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和对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律法通过制定各种时间上的规定,从而保证录囚及时主动的进行。无论是汉代的录囚亦或是唐代或者明代的录囚,都是以律法所规定的时间进行定期的和强制性的巡查。即便是没有冤假错案的申诉者,也要对各个监狱从上至下定期的进行视察,使录囚制度的实施成为常态化,避免一些隐藏的冤假错案被遗漏。司法机关也要在规定的时间进行巡检狱政,给予平反冤案的申诉者机会,以主动发现冤案错案为主,真正的塑造出司法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案件的申报和复审制度中,审判机关往往也会主动发现错案冤案,这也体现出了司法的主动性,这种司法的主动发现是基于申冤者的申诉材料中,是自下而上的运行模式,录囚则是通过上级机关主动出击,运用其行政权力从上至下的进行检查发现冤案。方向性的不同决定了在有冤屈的情况下,官吏和其上级机关对冤案的纠错率能显著提高。

  (三)通过完善健全申诉制度来减少冤假错案

  1.健全申诉体制

  (1)整合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的统一性是顺畅司法实践的重要前提,否则适法者会要么“各行其道”要么“不知所措”,改善刑事申诉制度困局同样需要法律先行,使得刑事申诉方面的法律规范具有统一性,为此应当做到:

  第一,在《刑事诉讼法》中设定“刑事申诉审查程序”一节,提升法律位阶。《刑事诉讼法》是刑事司法领域的基本法,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渊源。而刑事申诉审查程序一直以来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所涉不多,在司法实务中更是不被重视,这与刑事申诉审查制度的性质与功能不符,且近年来爆出的冤错案件严重冲击着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理论与实务都迫切需要我们关注刑事申诉审查制度,促使该制度回归应有的法律地位。为此,可考虑在《刑事诉讼法》第三编“审判”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下设“申诉审查程序”一节,规定刑事申诉审查的基本问题,既能彰显立法机关对冤错案件的平反与救济的重视程度,也能使法院和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时保持一致性。

  第二,两高应在整合申诉审查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将其集中规定于某一规范文件,减少分散性从而实现各自系统内法律规定的统一性。即使在《刑事诉讼法》中设专节规定“刑事申诉审查程序”后,《刑事诉讼法》也只能框定申诉审查程序的基本架构,而不可能作出事无巨细的规定,因此两高需要整合现有的规范性文件。《最高检复查规定》相对集中规定了申诉审查程序,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最高法在此方面的规定更为分散,应梳理并整合相关规定,对法院审查申诉案件作出集中统一的规定。

  (2)细化程序规定

  好的法律应有骨架与血肉并存,整合法律规范相当于赋予申诉审查程序基本的骨架,而细化程序规定则是给予申诉审查程序以血肉,使法律充满生命力。在实现申诉审查法律规范统一性的基础上,更应从最微观的角度细化申诉审查程序的规定,实现法律规定从原则化向具体化的转变。

  明确规定申诉案件的审查标准,注意审查标准应适当低于再审标准。设定明确的审查标准才能使审查工作有法可依,使审查结果更令人信服。申诉审查标准无需达到再审标准中的“确有错误”或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只要达到能够质疑或动摇原裁判即可,如原审存在重大的程序瑕疵、原判属因证据不足而作出的留有余地的判决等。

  申诉时效和次数的规定不能一刀切,而应借鉴德国申诉审查中利益关注倾向性的做法。对于不利于被判决人的申诉,法律应设定适当的申诉时效和次数来加以限制;而对于有利于被判决人的申诉(包括改判无罪及减轻处罚两种情形),法律不应限制申诉时效与次数,否则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精神[[[]陈光中:《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第174页。]]。

  衔接好申诉审查与再审程序,使得申诉制度本身有清晰可循的脉络[[[]周新:《刑事申诉制度规范化研究》,载《政法论坛》2017年第2期,第78页。]]。程序规定环环相扣才能使程序运行顺畅,为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第241条与第242条间设定衔接性的规定,明确程序间的关联,这也有助于通过法律条文明确申诉审查作为再审内在程序的法律地位。

  明确规定申诉审查方式,探索更加公正及多元的审查方式。审查方式是影响申诉审查程序的关键因素,决定着审查结果的质量。立法应当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应以聂案为范本尝试建立申诉审查听证制度,实现申诉审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强化执行力度

  (1)强化刑事申诉检查部门的地位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循序推进,这项改革将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部门转隶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剥离看似是一种损失,但也可成为重新调整与配置检察职权的契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强化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的地位,为此应观念先行并辅之以配套的职权改革。

  首先,检察机关应转变既有思想观念,提高对申诉检察职能的认知。检察机关必须彻底转变重打击犯罪而轻保护人权、重指控犯罪而轻诉讼监督的传统观念,将监督职能与控诉职能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视二者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从思想层面上深刻认识到刑事申诉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必要途径、现实载体[[[]徐化成:《论刑事申诉检察的职能定位与转型发展》,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编:《刑事申诉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申诉审查人员办案中应转变工作态度,不再将其仅仅视作一项工作任务而敷衍了事、草率审查,而应意识到申诉审查这项工作是事关当事人清白的重要途径,应无愧于肩负的维护司法公正的神圣使命。

  其次,检察机关应完善内部机构设置,大力充实申诉检察办案力量。一是控申分设的做法应自上而下视情况推广,在受理申诉案件较多的地市级人民检察院推行控申分设,专司申诉审查之职,从而实现申诉检察职能与其他职能的分离;二是充实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的办案力量,由办案经验丰富、工作能力突出、政治素质较高的检察人员担任审查人员,推进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专业化建设;三是畅通在押服刑人员申诉渠道,充分发挥监所检察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方式的作用,落实受理、审查服刑人员申诉的重要工作。总之,要实现刑事申诉检察从“边缘化”走向“核心”,从“辅助”走向“主导”,从“副业”走向“主业”。

  (2)推动申诉检查职能的申诉发展

  刑事申诉检察职能是一种复合型职能,需要在履职中平衡好保障申诉者权益、维护裁判稳定性、缓和社会矛盾等多个方面,处理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司法纯洁性的信任与对法律权威性的服从,并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为此,检察机关需要以实际行动推动申诉检察职能的转型发展。

  首先,申诉检察职能转型要求以保障申诉者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职能理论来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内含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申诉检察等方面,这是从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对检察机关开展监督提出的要求。因此刑事申诉检察实为一项监督职权,是通过监督生效裁判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这就决定了申诉检察工作应力求满足申诉者对合法诉求的迫切需要,及时受理和认真审查申诉案件,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推动案件获得公正裁决,积极维护申诉方的合法权益。

  其次,申诉检察职能转型要求以捍卫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为不可动摇的基准。刑事申诉检察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职责,是一项法律工作而非政治工作,因此在申诉检察中应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要求,不能因维护稳定而置事实与法律不顾一味迁就申诉人的请求,否则只会导致无理缠讼泛滥,造就更加不稳定的因素。

  最后,申诉检察职能转型应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司法和谐的重要支撑点。刑事申诉检察职能是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职能转型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刑事申诉检察工作舆情,而是应最大限度地谋求兼顾法、理、情,找准三者间的平衡点,实现司法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

  3.强化自查自纠阻力

  (1)一般案件平行异地审查

  在破解申诉审查自查自纠难题方面,前述域外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英国“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为半官方性质的独立审查机构,审查独立性与中立性强,但不足之处是难以应对大量的申诉审查案件,据统计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案件达9901件,可想而知我国全年申诉案件审查量之大,设立独立机构审查无疑会使其背负巨大的审查压力。相较而言,德国推行“异地法院审查”的做法是寻求在现有的司法框架内解决问题,更契合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司法现状,而且聂案异地申诉审查的首创之举为探索建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制度提供了范例。

  “异地审查”是指同级别的异地审还是包含跨级别的异地审?我认为为了避免大量申诉案件涌向法院系统上层而冲击各级法院的主要职能,一般来说应遵循现有的审级规定,以“平行异地审”为原则。那么“异地”所涉范围究竟是什么,是全国范围内的异地还是基于行政区划内的异地?我认为应当选择后者,一是这符合便利申诉人的原则,二是也利于法院通过调查等实质性地开展申诉审查。因此,应探索建立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申诉案件平行异地审查制度,按照终审判决、裁定的审级来确定申诉审查的法院,具言之,生效裁判是基层法院作出,则由其他基层法院审查;生效裁判是中级法院作出,由其他中院审查;生效裁判为高院作出,由其他高院审查,这是申诉审查的基本原则。应当注意的是,这一规定是对申诉审查法院的限制,而不是对申诉人提出申诉权的限制,申诉人仍可以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诉,只是终审法院无权审查,而应将申诉案件转交有管辖权的其他法院来审查。

  (2)特殊案件上级法院检查

  法的可适性要求法律应具备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的能力,在强调明确性、确定性的同时兼具一定的弹性,因此制定法律时往往会采用“但书”式的立法技巧。在申诉审查主体这一问题上同样应贯彻这一立法技术,在明确“平行异地审”为原则的基础上,应规定“特殊案件上级法院审查”作为例外情况。在遵循逐级审查的前提下,此处的“上级法院”实为“上一级法院”。

  那么,哪些申诉案件属于“特殊情形”?根据司法实践中的申诉现状看,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一是申诉人长期坚持申诉的,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这是因为申诉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申诉人选择久申不息很有可能意味着申诉案件存在着冤错的可能性,而且长期申诉极其容易影响司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上级法院重视并审查以有效地解决。二是申诉案件疑难复杂的,可由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这与《最高法解释》第373条第2款“上一级人民法院……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也可以直接审查处理”是一致的,因此并不难理解。三是申诉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这主要是基于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培育公民司法信心,在互联网社会个别公民意见在很短时间内极有可能发酵为群体性意见而成为舆论热点,法院虽应保持独立性但也不能对民意置若罔闻,因此在坚持以法律与事实为基准的前提下,对于社会影响重大的申诉案件由上级法院审查处理,既是对民意的回应,也有利于通过对申诉案件公正有效的审查从而在社会与司法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除以上情形外,我们还应当认真总结申诉案件现状,归纳出由上级法院审查的特殊情形。

  (四)申诉外制度的建立

  1.丰富申诉审查方式扩大公开审查范围

  破解申诉审查方式单一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多元取代单一,以公开倒逼公正。一方面,立法应丰富申诉审查方式,以便于查明申诉案件,这是多元化审查方式从“量”的方面提出的要求。如立法可考虑规定“审查申诉案件应当阅卷并制作笔录,笔录应有审查人员签名或盖章”,“申诉方提出与原案有关的新证据或新线索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将调查核实的结果告知申诉方”,“对疑难、复杂、有重大影响的刑事申诉案件,除书面审查外,还可以开展实地调查、专家咨询、司法鉴定等,必要时召开听证会”,等等。这样一来,申诉审查方式的选取就有法可依,为了避免审查者“偷工减料”进行选择性适用,还可以借鉴“可以”“应当”的立法技术。另一方面,法律应注重扩大公开审查适用范围,扭转书面审查“一统天下”的格局,这是多元化审查方式从“质”的方面提出的要求。为此,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第183条关于“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第4条和第5条,规定“原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不属于未成年人犯罪,不具有其他不适合进行公开审查的情形,且申诉人愿意进行公开审查的,申诉审查主体可以采取公开听证、公开示证、公开论证和公开答复等形式进行审查。”唯有此,才能使多元化的审查方式不仅仅是徒有其表,而是能真正发挥审查方式对于推动申诉案件进展的实质作用。

  2.引入听证审查方式保障程序参与权利

  打破审查方式的封闭性,构建充分体现程序正当性的审查方式是完善申诉审查方式的另一个突破口。山东高院审查聂树斌申诉案获得了一致好评,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方面,审查方式应保障申诉方的程序参与权利,摆脱封闭化、行政化的审查模式。山东高院打开门来积极吸纳申诉人参与审查程序,通过保障阅卷权、召开听证会等实际行动彰显了正当程序的公开、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我们应发挥此案的示范效应,积极推广山东高院注重捍卫申诉人程序参与权的做法,实现申诉审查方式在申诉人的全面参与下由封闭向正当成功转型。另一方面,积极引入申诉审查听证制度,使其真正成为破除刑事申诉审查行政化的标尺。有学者认为:所谓听证会,实则为申诉审查庭的庭审,也可认为是再审庭审的预演[[[]刘计划:《刑事冤错案件的程序法分析——以聂树斌案为例》,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29页。]]。因此听证审查具备基本的“两造具备,居中裁判”的诉讼构造,相对公开、充分的对抗使这一做法裨益颇多,如有利于取得良好的审查效果、提高审查决定的可接受性、提升司法公信力、顺应司法改革发展趋势等,因而被评价为“是健全我国刑事司法救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陈卫东:《刑事申诉听证制度研究》,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第50页。]]。因此,《刑事诉讼法》可考虑赋予申诉方听证请求权,规定“适格申诉方依法享有听证请求权,是否召开听证会由申诉审查主体决定”,这是审查听证启动的原则。考虑到听证较其他审查方式往往费时、费人、费力,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成本的权衡中,法律应明确规定适用申诉审查听证的条件,如“案件重大复杂疑难的”,“采用其他公开审查形式难以解决的”等。

  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陈兴良:《张氏叔侄案的反思与点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195页。]]。在法治发展尚无法实现这一最高境界时,冤错案件的纠正才是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方向。立足司法现状,借鉴域外经验,重视制度功能价值,强化顶层制度设计,构建更加公开、有效的刑事申诉审查制度,将成为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推动器[[[]刘计划:《刑事冤错案件的程序法分析——以聂树斌案为例》,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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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日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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