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重吧-专业的论文服务平台】

让写作更简单-如何写毕业论文

注册

QQ:1028988511 电话:18503401474

“维稳”的法治问题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通篇闪烁着法治的光芒,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深刻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理念推动维稳,尤为紧迫和必要。实践证明,偏离法治轨道的维稳,只能越维越不稳。因此,公安机关应认真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等法治理念落实到维稳工作各环节、各方面,做到阳光维稳、依法维稳,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产生,筑牢维稳防线。

  关键词:1、维稳2、法治思维3、执政能力4、司法保障

  一、维稳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维稳工作之所以会陷入怪圈,与我国当前的权力运行方式、维稳模式、纠纷解决方式有莫大关联。中国是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尽管经历上百年的社会改革,但是人治传统依然难以根除,这些在政府维稳、民众维权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法不责众”思想根深蒂固。

      因法律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群众在反应合理诉求是,喜欢把事情“闹大”,始终怀有“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思想,“法不责众”思想在部分群众中根深蒂固,极少数人甚至心态失衡、扭曲,故意“造势”。

  (二)“法治维稳”成为“口头禅” 

      个别干部高举“法治维稳”旗帜,但真正开展维稳工作时,工作方式方法简单,惯于依靠权力发号施令,导致矛盾高发、多发、极大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造成社会不稳定。

  (三)“单打独斗”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群众对维稳工作的错误认识也给维稳带来了困扰。有些人认为维稳是政府的事,与己无关,还有人为我国维稳耗费的金钱太多而不解,不满,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中难免会转化为行动,影响维稳工作的开展。

  二、维稳的新思路、新方法:法治维稳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要解决维稳工作以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冲突,防止更大范围的权利损害,就必须运用法治手段,将整个维稳工作纳入法律范畴,使维稳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从而减少、避免的权利与权力的不当行使,从源头上减少、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体做法如下:

  (一)限制权力、维护权利,保证权力、权利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减少、防止矛盾冲突的发生。

  治国首在治吏,法治重在治权,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是法治的精髓,也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不止是一个理念。法律每宣告一项公民权利,就等于同时宣告了国家权力的禁区,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权利,切实保障人权。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加强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以及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执政者为认识和解决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法律依据(包括法律规范、原则、精神),然后通过判断、推理,形成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结论、决定。法治思维就是依这样的逻辑思考和认识乃至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法治思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权大于法”的人治思维,把法律作为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基本规则,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讲话、文件、指示、批示发号施令的旧习,把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意识。养成了法治思维还必须学会法律手段分析、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谓“法律手段”是指执政者通过制定、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运用法律创制的制度、机制、设施、程序处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争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方式、方法。广泛而言,法律手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也包括对法律所创制的制度(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制度、行政复议和仲裁制度)、机制(如市场机制、监管机制、监督机制、解纷机制)、设施(如行政裁判所、人民调解中心、法庭)、程序(如行政程序、ADR程序)的运用、适用。“法律手段”有时是相对“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而言,有时是相对“人治手段”而言。实践证明,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正轨,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法治、维稳关乎全民,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政府依法办事,还需要民众依法维权。因而,加强对社会大众的法治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追求个人权利是公民的正当行为,但权利的界限是法律、是他人的正当权利,一旦追求权利的行为突破了法律的界限就会为法律所不容,最终害人害己。法治宣传教育要突破过去简单的法律规则的宣讲,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的培养,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贯彻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二)充分发挥司法解决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充分发挥司法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中的主导作用,摈弃“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庸俗哲学,打破“越维越不稳”的“信访怪圈”。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起公正、有效的执法、司法体系,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而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做到的,首先是处理好自身与执法、司法机关的关系,切实保障执法、司法机关公正行使职权,避免法外干预行为;其次,学会自觉运用司法途径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摒弃传统的人治思维、手段,切实将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维护稳定的主渠道,积极支持司法职能的发挥;最后,在法律范围内加强与执法、司法环节的沟通与来联系,掌握社情、民意,适时调整政策、纠正偏差,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三)创新维稳模式,切实做到法治维稳

  在这里,首先必须坚决反对为维稳而牺牲法治。反对为眼前息事宁人而将法律规定置于脑后,反对为迎合暂时的民众情绪、舆论形势而冲破法治权威和政府权威底线。这种做法对法治的危害是长远而难以消除的,因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法治的平等性要求是法律得到普遍、同样的遵守,这就要求对纠纷的处理必须公正、无偏私,在解决纠纷冲突中同样问题同等对待,不同问题不同对待,要求在法律范围慎用裁量权,使得纠纷得以合法、合理的化解;其次,既要反对法治浪漫主义,更要反对法律虚无主义。法治浪漫主义,是指忽视法治自身的局限性,及当前法治建设的阶段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法律虚无主义,是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轻视、忽视法治的作用,针对法治建设的悲观主义情绪。法律不是万能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信仰法律而不迷信。同时,法治建设是个系统的工程,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专制深重的国度,建设法治更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维稳需要法律与政策、道德等多种社会管理方式有效整合。“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中,法律、政策、道德、习惯等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当前维稳任务艰巨,法治建立也非朝夕之功,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法治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依靠发展的途径解决,而这些首先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虽然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维稳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社会稳定形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有些地方反而因维稳而引发新的矛盾,陷入某种“维稳怪圈”。事实证明,这种脱离了法治范畴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维稳工作的现实需要,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一)法治维稳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我国的法治建设经过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开创了法制建设的新局面,此后我国的法制建设明显加快,到十五大已经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进程,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原“十六字方针”注重于强调法律的权威性,目的在于打破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传统习惯。新“十六字方针”不仅强调法律的权威而且注重于法律的良好品格,囊括了法治建设的全过程,这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体现,也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维稳工作,是法治建设的社会环境保障,构成了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纳入法治轨道。

  (二)法治维稳是改善、加强我国维稳工作的必由之路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在此方面,法治的普遍性、原则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可以为民众的行为提供可靠的指引,进而通过它的规范、指引、教育、强制作用将人们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减少矛盾冲突的发生,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明确可预期的操作规则。同时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可以保证政府在坚持法治普遍性、原则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前提下面对具体问题自由裁量,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

  实践证明,法治的权威与正义性使法治在维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偏离法治轨道的维稳,只能越维越不稳。在此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

  (三)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维稳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之所以要用法治途径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为因为法治维稳有其合理性、可行性,更重要的是维稳与法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首先,维稳就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中,法律处于核心地位。维稳就是维持稳定的法律秩序,使社会生活在法律范围内有序运行,通过法律的指引、教育、评价、强制作用调整社会关系。法治所要求的普遍遵守与其内在良好品格正是群众所追求的,法治维稳也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其次,就法律的价值而言,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法律的内在要求。虽然在法的基本价值中,秩序并不处于优先位阶,但是其他价值的实现需要基本秩序作为保障,维稳也是实现法律自由、正义价值的社会状态;最后,法治的品格决定了它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可靠方式。法治不仅能预防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防止公权力的失控和变异,而且社会稳定所依托的社会秩序,必须得到法治的确认和规范,此乃一个社会最深层的稳定因素。离开法治谈稳定就使稳定成为“空中楼阁”,离开稳定谈法治也会使法治丧失价值基础。

  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实现法治维稳的途径

  要解决维稳工作以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防止更大范围的权利损害,就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将整个维稳工作纳入法治范畴,使维稳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从而减少、避免权利与权力的不当行使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威胁,从源头上减少、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法治思维是实现法治维稳的观念前提,法治方式是实现法治维稳的具体运用。

  (一)限制权力、维护权利,力求做到“防为上”

  法治要求权力由法律赋予,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于权利则是“法无禁止则自由”,法律每宣告一项公民权利,同时宣告了国家权力的禁区。因此,要减少法治建设中的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就必须规范权力的运行,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新“十六字方针”提出的“全民守法”也要求我们向民众加强依法维权的教育和宣传。追求个人权利是公民的正当行为,但权利的界限是法律、是他人的正当权益,一旦追求权利的行为突破了法律的界限就会为法律所不容,最终害人害己。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破维稳陋习,反对为眼前息事宁人而将法律规定置于脑后,反对为迎合暂时的民众情绪、舆论形势而突破法治和政府权威底线;要打破“法治万能”的错误认识,作为政府,需要坚持法律规定,不能以实体正义为代价牺牲程序价值,作为维权的民众,要认识到法治的局限性,树立对法治的信心、对法治的信仰,防止出现错误认识导致信任危机恶化社会环境,危及维稳工作与法治建设。当前维稳任务艰巨,法治建立也非朝夕之功,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司法推动,维护公平,妥善用好“救为次”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充分发挥司法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中的主导作用,摈弃人治思维方式,打破“越维越不稳”的“信访怪圈”。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起公正、有效的执法、司法体系,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而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做到的,首先是处理好个人权力与执法、司法机关的关系,切实保障执法、司法机关依法公正行使职权,避免法外干预行为;其次,学会自觉运用司法途径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摒弃传统的人治思维和手段,切实将司法作为解决纠纷、维护稳定的主渠道,积极支持司法维稳功能的发挥;最后,在法律范围内加强与执法、司法环节的沟通,掌握社情、民意,适时调整政策、纠正偏差,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三)完善制度,加强监督,慎重运用“戒为下”

  法治维稳的建立与实现非朝夕之功,在这一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引导至关重要。在过去的时间里,维稳工作中屡出问题除了当事人法治意识淡薄、法治方式解决问题能力不足和利益驱动等原因外,在整个维稳工作中,没能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导向、利益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缺乏有效地惩戒机制,维稳考核过分注重一时的结果,维稳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无法及时发现、纠正,如违法拘禁、处罚上访人等,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变相鼓励,成为争相效仿的对象也是重要原因。在今后的法治维稳中,必须建立合乎法治精神的维稳制度和考核机制,将考核纳入法治轨道,保证维稳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五、法治维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法治相较于人治,重视法和制度的作用甚于重视用人(选贤任能)的作用,重视规则的作用甚于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重视普遍性、原则性甚于重视个别性和特殊性,重视稳定性、可预期性甚于重视变动性和灵活性,重视程序正义甚于重视实体正义。法治要求: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即法律的权威性与正义性。权威性要求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强调秩序价值,这是稳定的基本要求;而具有普遍权威的法律又具备良好品格,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支持,这是稳定的根本保障。因此,可以说法治不仅是维稳的治标之策,更是治本之道。

  (一)要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近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处理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出现了客观上无法可依的情况:或法律无规定,或下法位与上位法抵触,或政策与法律矛盾,或法律条文缺乏强制力。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搞好顶层设计,推动法律体系与时俱进。

  1、是要通过立法推动落实对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目前,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虽建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但毕竟只是党和政府文件规定,对决策层的约束力较小,随意决策、任意拍板的情况仍普遍存在,重大决策出台前对其潜在的维稳风险估计不足,今年浙江宁波、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由项目污染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给了我们十分深刻的教训。要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上升为法律,对未经风险评估的重大事项决策人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坚决杜绝以言压法、以权代法的现象,防止因随意决策引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2、是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目前,保障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仍有不少“硬伤”。如《国防法》对涉军群体的待遇只有原则性的表述,没有任何强制性条款,具体保障措施由文件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文件对国家政策解读不一,各地优抚、安置标准差异较大,造成了涉军群体的不稳定。如法律涉及房地产交易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不完善,对一房多卖等欺诈行为无法以诈骗论处,导致这类案件难以查处。如法律规定非法集资侵害客体必须为不特定对象,导致对向亲戚、朋友、同事等特定对象高息揽储的行为无法以非法集资论处。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了人们自由表达诉求、发表意见的新平台,而法律对网络舆论监督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边界未有清晰的界定。上述“硬伤”的存在导致公民、法人、社会组织维权无法律依据,只能采取缠访闹访、游行示威等过激的行为。

  3、是要通过立法解决法律与法律、法律与政策相抵触的问题。当前,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政策与法律矛盾等问题在我国还比较突出。如在《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在我国施行已久的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加之缺乏应有监督,操作弹性十足,地方政府屡屡将其作为处理拆迁钉子户、信访重点人的法外手段,公安机关往往代为受过,近年重庆村官任建宇、湖南永州妇女唐慧被劳教案件更是将劳教制度推到了风口浪尖。此外,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政策与法律相抵触。这些明显违背法治精神的法规和政策,实施起来难免遭受诟病,必须尽快启动纠错机制,进行彻底清理,以维护法治的权威。

  (二)要切实做到有法必依

  “徒法不足以自行”。实现有法必依须从以下两个层面加倍努力:

  首先,党委政府要彻底根除人治思想,树立依法执政的理念。党和政府本是法治建设的领导者,但因种种因素影响,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在个别党政干部身上仍根深蒂固。他们虽从小接受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却心中无法,把法律当作可用可弃的工具,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危害极大。党的十八大报告论及社会管理时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新增了“法治保障”的表述,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党自身必须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孟建柱同志要求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十分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保证党和政府的各项执政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尽可能减少因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的矛盾,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决不能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权益和增加他们义务的决定;党政领导干部更要依法办事,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

  其次,要在全社会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形成有法必依的共识。因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我国历来重礼治、德治而轻法治,法治文化久未形成。尽管我国自1986年起已分阶段开展全民普法活动,但普法教育只重法律知识教育,忽视法治观念的培养,定位于“告诉人们法律规定不允许干什么或者必须干什么”,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那样做”阐述甚少,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形成。事实上,相当多的违法行为,并不是行为人不懂法,而是因为思想上漠视法律,没有自觉以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法不责众的思想就是整个社会法治意识淡薄的典型体现。因此,在普法教育的过程中,既要普及法律知识,更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使广大群众高度敬畏法律、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

  (三)要切实做到执法必公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增强,对公正执法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大量的不稳定问题均是执法不公引起的。实现公正执法,要从如下方面着力:

  1、是要提高执法主体素质。以领导干部、公检法干警、行政执法人员为重点,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权力服从法律的观念,熟练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公正执法的水平。

  2、是要健全法制程序规范。细化执法程序规定,对每个具体执法环节作出严密规定,明确“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干不到位将追究什么责任”,尽可能缩小自由裁量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的随意性。

  3、是要大力加强执法监督。要完善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人大、政协和党委政府法制部门的监督责任,全面公开执法权限、依据、程序和结果,主动接受来自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4、是要严格追究执法责任。完善执法过错追究制,使之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确保对执法过错责任人严格追究到位。

  (四)要切实做到违法必究

  现实生活中,过分强调“柔性执法”,以牺牲法治为代价片面追求稳定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农民工讨薪很少走诉讼渠道,动辄以跳楼自杀相威胁,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公安机关对其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从未追究。这样的违法行为看似并不严重,但引发农民工争相仿效,对法治环境的冲击绝不容小觑,而对其不予追究破坏了法律权威,背离了法治精神,不利于引导农民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推动维稳工作走上法治轨道,必须遵循违法必究的法治精神,理顺好如下两个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违法必究与维稳至上的关系。从短期、多个案来看,追究涉稳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增大事件处置的难度,不利于稳定,但从长期、从全局来看,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强化了公众的法治理念,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其次,要正确处理违法必究与柔性执法的关系。柔性执法要求把执法过程作为普法的过程,消除对立情绪,减少执法矛盾,目的是让处罚对象心不气和地接受违法必究的结果。柔性执法不等于违法不究,违法必究不排斥柔性执法,处理涉稳案事件必须两者结合起来。

  六、结论

  深化改革、推动发展,需要法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更需要法治。实践已经证明,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才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提供动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正轨,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是水到渠成的了。据此,我们可以相信,法治建设是中国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最优路径,只有法治维稳才能维护中国社会的真正稳定,才能保证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国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N].人民日报,2014-01-09

  [2]容志,陈奇星.“维稳政治”:中国维稳困境的政治学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1

  [3]法制日报2011年9月9日相关报道

  [4]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5]白利寅.全面强化民生建设的法治保障[J].理论探索,2014

  [6]孙立平.“不稳定幻象”与维稳怪圈[J].人民论坛,2010

  [7]王梅枝.试论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的转变[J].党政干部学刊,2010年04期

  [8]钟云华.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研究[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02期

  

2020年8月2日 18:24
浏览量:0
收藏
站点标题-双击进行编辑

最新文章

站点标题-双击进行编辑

热门文章

会计论文
MBA论文
人力资源
工商管理
美术论文
汉语言文学
音乐论文
舞蹈论文
法律论文
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